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绩效

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对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3年开始实施的行业清洁生产标准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匹配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环境治理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国有、大规模及高耗能企业,在高技术和重污染行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清洁生产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够倒逼企业从事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污染减排,这为“波特假说”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支持。此外,清洁生产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市场选择机制加速了企业的优胜劣汰,这表现为清洁生产环境规制所形成的资金和技术壁垒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阻碍潜在企业的进入。对于在位企业而言,清洁生产环境规制在降低高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概率的同时也迫使低生产率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污染减排

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跨库匹配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开发区设立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开发区通过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显著降低了区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通过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污染治理,设立开发区后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处理能力及研发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此外,设立开发区能够促进区内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区内环保企业数量大幅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成效更为明显;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开发区整顿清理后环境治理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相比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并未体现出更好的减排效果。     

区域产业依存度能改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吗?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提升创新效率、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由中央及各地政府落地实施,但其效果因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产业依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差强人意。从区域产业依存度是否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出发,以2015年的《能效信贷指引》为外生冲击变量构造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PSM方法进行分组,运用DDD方法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会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且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利用区域产业依存度分组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产业依存度会削弱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且通过DEA分析发现该类企业存在一定程度的创新效率损失。因此,在推行绿色信贷政策时,需考虑区域产业依存度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以保障提升发展效率,推进绿色发展速度,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试析绿色信贷政策与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关系

绿色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限制污染企业的非环保生产、增加环境规制是落实环境保护政策的主要内容,金融部门从资金角度出台了一系列绿色信贷政策。绿色信贷政策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部分工业企业遭受更强的融资约束,加速资本脱实向虚。选取2006—2020年期间的工业行业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讨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了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民营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强于国有污染企业;融资约束上升承担了显著的中介机制,但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研究还发现,行业竞争将弱化绿色信贷政策的企业金融化正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绿色信贷政策的本质是环境规制政策，它是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围绕波特效应，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这一外生冲击，采取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我国政府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明显提高了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其中西部信贷约束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大大超过了中东部，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相较于国企更能获得绿色信贷政策的促进作用。此外，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融资约束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投入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即绿色信贷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活动投入。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绿色金融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基于“市场-政府”双螺旋支持下的效力检验

借助《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政策事件,结合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基于双重差分的准自然实验方法,检验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有效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对于国有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改善企业财务状况、优化企业投融资行为并改善市场主体的外部预期,这些都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特别地,绿色信贷政策离不开“市场—政府”双螺旋的重要支撑,在有效的市场化环境和有力的财政科技支出支撑下,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福建省制浆造纸企业减排行为的管理对策探析

介绍了福建省制浆造纸工业及纸制品生产工业企业污染及治理情况,分析了造纸企业减排存在的有关制约因素,提出了促进造纸企业减排管理的具体政策建议:强化政府的环境管制措施、强化社会公众的监督力度、完善对造纸企业减排投资的政策扶持措施、加强对造纸企业的技术扶持、宣传绿色消费意识,提升消费者的减排关注度、提升企业实力,强化企业节能减排意识。     

企业数字化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的方式:从信息披露到创新驱动

企业数字化对于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进而实现双化协同意义深远。选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资产视角和经营业务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生产、污染治理及研发创新的影响,进而明确企业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的机制。研究指出：(1)无论是资产视角还是经营业务视角均显示,企业数字化降低了企业披露绿色生产(环境管理和环境信息)和污染治理方面(环境负债和环境业绩与治理)相关信息的概率及公开程度;(2)企业数字化促进了企业研发创新,从资产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利于研发创新投入的增加,从经营业务视角表现为企业数字化促进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整体上,企业数字化发展能够赋能企业绿色化转型,其方式是创新驱动而非信息披露。提出应加快企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进程,以充分激发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加快实现企业绿色化转型。     

基于流域水质改善的工、农业排污权交易制度探索

基于流域水质开展工业源和农业面源的排污权交易,不仅有利于实现流域水质达标、降低流域内工业源减排的边际成本,也为流域内农业面源污染减排、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而推进整个流域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机遇和路径。基于流域范围,以水质改善为首要目标,对实施流域内工业源和农业面源排污权交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并从交易目标、交易实施基础、交易优先领域、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以及降低交易成本几个方面对如何建立基于流域水质的工、农业排污权交易制度进行了探讨。     

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 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我国工业制造水平的显著提升,我国汽车产业得到迅猛发展。但国内外对环保问题的日益重视与更加严格的政策要求,也迫使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必须开展绿色实践。绿色供应链管理作为目前企业环境管理重要实践之一,能够有效地改善汽车产业以及企业的环境绩效,得到了全球汽车制造企业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汽车制造企业实施过程中的四个方面十一个关键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驱动因素中的根本因素主要是世界范围的环境变化以及资源和能源的短缺,直接因素是与汽车企业以及竞争对手利益密切相关的内部因素,关键因素主要体现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压力。研究结果识别出我国汽车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的驱动因素的结构性与层次性。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对政府、消费和汽车企业提出建议,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我国汽车行业能够减少环境影响,进而使整个行业能够可持续发展。     

绿色信贷政策能助力城市碳减排吗?——基于《绿色信贷指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选取中国147个地级市的732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政策的实施对于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且进行了企业绿色专利和城市产业结构双重中介机制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并且优化了城市产业结构,实现了碳减排的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的政策实施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为理想,碳排放交易试点区的政策实施效果弱于非试点区。文章给出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该综合考虑地区异质性和同期政策的影响等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碳排放权交易的微观效果及机制研究

自2013年6月起,我国先后在深圳等七个省市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利用这一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性质,以及基于2012—2015年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碳减排效果及减排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能有效促使企业碳减排,但企业主要是通过减少产量这种短期行为来减少碳排放,而非通过投入减排技术以达到清洁生产来实现长期减排。相关部门可通过将市场碳价维持在有效区间,为企业提供减排技术补贴等措施引导企业减排行为,以促进节能减排的技术投入,实现长期减排效果。     

环境规制、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术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

在工业强国战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有效数据,构建非线性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U形”关系,环境规制在低强度范围内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而在达到最佳环境强度范围时则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影响。数字化转型是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途径,政府环境规制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东西部地区、政府补贴程度高和非国有工业企业中的影响更为显著。未来应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同时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推动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双碳背景下CEO开放性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双碳背景下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是必然趋势，而CEO在绿色转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重污染企业并购数据，研究了双碳政策实施以来CEO开放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CEO开放性越高，重污染企业发起绿色并购的可能性越大；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和短视倾向在CEO开放性对绿色并购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CEO权力削弱了CEO开放性对高管团队绿色注意力的积极影响。另外，CEO开放性的提高会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并抑制普通并购，尽管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在短期内不会增加实质性绿色创新，但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分析发现，CEO开放性的提高对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高风险承担企业、低环境监管省份企业以及高行业期望绩效顺差企业中更大。因此，重污染企业在鼓励开放性CEO开展绿色并购的同时，要健全企业高管间的沟通机制，适当抑制CEO权力的过度使用，强化企业绿色发展意识，借助绿色并购实现企业绿色转型。     

股市冲击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美国股市和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股市冲击通过影响需求及汇率等因素影响企业出口。以200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匹配数据为样本分析美国股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揭示了美国股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的传导机制和异质性影响,为中国企业增强风险抵抗能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实证结果表明:1.美国股市收益率每下降1%,导致中国企业出口额减少0.07%,该影响主要通过出口数量减少实现,而对出口价格影响较小;2.美国股市冲击通过需求传导和汇率传导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其中需求传导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汇率传导影响相对较弱;3.美国股市冲击对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影响大于全要素生产率低的企业;4.民营企业受到美国股市冲击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5.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受美国股市冲击的影响远大于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     

减排管制强度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强度会引发企业投资行为的策略回应。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省份的减排管制政策,研究减排管制强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排管制强度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创新,且没有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挤占效应”。同时,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企业减排的分类激励政策、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