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     

黄宗羲天理人欲之辨——兼论其公私观念

天理人欲之辨是黄宗羲思想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其传统的公私观念,这一公私观念与现代公私观念截然不同。如果说黄宗羲的传统公私观念是对宇宙整体的思考的话,现代公私观念则只是对宇宙片面理解的产物。我们最终会发现,黄宗羲依然是儒家学统的继承者。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当代解读与启示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某些人的贪欲也不同程度地被激发,伴随着贪欲膨胀的浪费现象也随之增长,因而我国遏制贪欲,提倡节约,构建“节约型社会”成了当务之急。为了使社会更加“和谐”、“持续”地发展,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发现其思想对于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地反“贪”、反“浪费”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许多启示。     

先秦诸子论人性、人情与人欲之关系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对人性问题的讨论又必然涉及“情”和“欲”的问题。先秦诸子关于性与情、欲的关系有以下几种主要的观点：一为以情、欲为性,认为人的情感、欲望是人的本性;一为以性为情的基础,情由性出,情是性的外现;一种将性与情相对立,认为情感的产生是性的丧失。这些观点对解决现代人的情和欲的问题仍有借鉴意义。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对“义利”关系的深刻认识

朱熹关于义利关系的论述是深刻而有力的。他认为,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的,只要按天理办事,恰到好处,自然就有利。这样的“利”对个人有利,对家庭有利,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对各民族的团结有利,是全人类的大“利”。“义”之外没有利,有义才有利,没有“义”的“利”是“私欲”,是“人欲”,不合正理,其结果不但无利,而且有害。     

“天理”与“人欲”的较量——《红楼梦》中的李纨悲剧意蕴探析

李纨作为封建贵族之家的一个青春寡妇,在严酷的＂存理灭欲＂的封建礼制下,封建宗法社会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塑造成＂恪守封建礼节之完人＂,而李纨却自始至终燃烧着青春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情＂与＂礼＂、＂天理＂与＂人欲＂的较量中,李纨的行为语言昭示着：正常人欲的强大力量和美好人性的不可战胜!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也谈贾母的“人欲观念”——兼与宫业胜先生商榷

宫业胜先生撰文探讨《红楼梦》中贾母的人欲观念，认为贾母痛恨八股、在宝玉婚姻问题上不讲门第、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和封建迷信思想。实际上，这是对贾母的误解。对于作者观点，笔者有所异议，在此与其进行商榷。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朱子性论精神分析

朱熹关于性的论述相当深广,超越了以往人性论的范畴.其性论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不但看重人类社会本身,而且强调人性的正向之理:仁义礼智.朱熹性论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广义的人物之性:性即理.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第一层次内容虽然是核心,但只有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使天人之理贯通,才能使人类的德性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弘扬和发展.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黄宗羲与陈确论争之新探——从“物”之思想谈起

黄宗羲与陈确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受其对"物"之理解的影响。这又牵涉到他们对万物一体学说中的未发状态和已发状态的理解。在黄宗羲这里,已发状态中包括本然之物和非本然之物,为了达到至善,就要用未发状态来矫正已发状态,黄宗羲的结论是"存天理,去人欲";而陈确拒绝"未发"状态的存在,将所有"物"都置于已发状态中,而这也表现为"人欲"。由于没有本然和非本然之区分,他的"物"或"欲"就都是合理的。他按照万物一体的逻辑得出结论:天理就是人欲。而黄宗羲最后对陈确思想的宽容,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万物一体学说的矛盾性。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     

朱熹以“存理灭欲”为特征的道德修养论述评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道德修养论深深打上了两宋理学烙印,集中表现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对于朱熹的“存理灭欲”论,学界由于受“左”的影响,过去对之批评颇多,而对其中的合理因素,几乎未见提到。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有失公允。今天,“左”的影响正在肃清,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之重新作出客观评价。     

论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 ——兼论与伊波利特的异质性

[提要]深入探讨梅洛-庞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读及其在何种意义上与同时代思想家发生了理论碰撞,对理解两次大战期间法国思想界的理论图景具有重要意义。梅洛-庞蒂通常被认为是在伊波利特的黑格尔译著的影响下“开启”对黑格尔哲学的人类学解读的。事实上,梅洛-庞蒂接触人类学解读早于阅读伊波利特的译注,而且,梅洛-庞蒂与伊波利特的解读方式在阐释方式、理论资源和思想母题方面具有相当的异质性。在澄清他们思想的异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别从梅洛-庞蒂本人的理论建构进程以及法国学界对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接受史两个角度考察他们产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     

“抒情”如何表达革命——论延安鲁艺学员的创作及其困境

[提要]1940年前后的延安,正处于文艺政策的进一步确立和调整阶段,文学的现实功用在此时受到空前的重视,为培养文艺人才而建立的鲁艺也被寄予厚望。因此鲁艺青年学员的文学创作自然地有了除旧立新、勇立潮头的要求。其时的延安文学界根据中共的文艺政策和革命斗争需要,在苏区文艺重视抒情、强调情感动员作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推进了文学创作中“抒情”的深度与广度,将抒情主体扩大和抬升为整个的革命主体,鲁艺学员更是以此为创作诉求。但是,“抒情”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创作主体情感世界的观照和参与,很多时候个体情感并不能代表扩大化的抒情主体,这给鲁艺学员带来了困惑和挑战。虽然他们在观念上认同突显“大我”、宣扬抗战的创作方向,但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不得不借助个体细腻情感的艺术化表达,却在内部阻碍甚至消解了宏大抒情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