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公德” 发展与“法治”关系探赜

日本近代，国民“公德心”的拥有、“公德”水平的快速提高，乃至精神风貌的极大改观，不仅仅是日本政府对国民进行公德教育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与“公德”相应的“法治”健全与有效运用的结果。探赜日本近代“公德”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体会到：其一，日本近代强制性治理“不公德”顽疾的“法治”意识提高；其二，日本近代具有法律效力的《违式诖违条例》落实，迅速使国民 “公德”水平提升；其三，日本近代 “公德教育”与“法治”有机结合推动了国民“公德”快速发展。     

关于国民公德建构的思考

本文指出公德概念有三种：一是指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二是指相对于私德即个人品德之外的一切道德而言；三是每个国民应恪守不渝的道德。这第三种国民公德涵盖一切私德与公德的所有的方方面面。所谓国民公德，就是为人民服务，亦即人民群众相互服务，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道德，其实质则是平等、互助。     

简论我国社会公德教育的历史传统

远在原始氏族时代，我们民族就有了社会公德萌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道德教育的加强，社会公德的内容也日渐丰富，并且寄寓于社会共同道德或曰国民公德之中，通过“礼”“义”“公”“爱”等道德规范或道德概念表现出来。当前，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社会公德教育提上了重要日程。为了推进社会公德建设，我们应当大力发掘我国古代社会公德遗产，以丰富新道德建设的内涵     

激发道德需要是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关键

德育实效性不高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理论问题,也不是教育或者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教育对象或者从根本上说国民有没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意愿的问题。重树道德社会氛围,激发国民的道德需要才是提高德育实效性根本措施。道德需要是学生接受道德教育和道德观念的心理基础,是道德增长的内部动力,直接决定道德教育的效果。道德需要决定于社会生产需要,并且随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更新发展。可实践性是道德的基本属性,从一定角度看道德选择就是发展策略的选择,只有“有利”于国民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行为准则才会被接受,才会被内化为国民的道德需要。我国道德教育效果不明显与不重视道德需要的培养有直接关系。为此,政府和管理当局只有营造良好的能使道德行为受到及时的正面激励和非道德行为得到及时有效惩处的道德环境,才能达到“囚徒困境”,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才能树立起来,德育实效性不高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高校应始终成为社会道德的制高点,要敢于打破旧的道德观念,树立新的道德标准和理念,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积极引领道德观念的变革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新道德风尚的形成。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祛魅"与“再生"——道家道德权威的现代性启示

广西桂林工学院副教授肖祥在《论道家道德权威及其现代性启示》的来稿中指出:道家以“劝善惩恶”为目的宗旨,以“德福一致”为核心理念,以“修德成仙”为理想信仰,树立了外在约束机理、内在驱动机理和个体心灵激发机理有机结合的独特的道德权威,为现代道德建设提供了诸多的积极启示。     

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评析——“守故开新”和“中西结合”之新探

把公德加以私德化，把政治加以道德化，这是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的重要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当代港台新儒家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改进或完善科学民主制度，其方案是“道德暂退”或“良知坎陷”。出于类似的动机，当代大陆新儒家冯友兰更早给出的方案是“别共殊”。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可称之为“公德私德互补论”。此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借助现代契约伦理学，从理论上切断从私德向公德的直接扩展，且使二者能够同时并存、相辅相成。此方案可以避免前两个方案所面临的困境，从而为旧邦新命或守故开新展现一个新格局。     

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及其反思

新加坡自1965年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起,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全面引入了发展主义的国家建设思想,公民道德成为培养高素质国民的重要手段而得到肯定。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经历了从公德到社会道德、共识道德的不同发展阶段,核心内容是养成"新加坡人意识",其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主导、公民参与不足。新加坡公民道德建设的启示在于:要经过充分的社会建设,才能过渡到现代政治改革;积极扶持社会组织才能保证公民道德的持续发展。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全国理工农医院校社会科学学报文摘

中国人的公德与私德 尤西林(陕西师范大学) 道德行为要求相应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可以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概括。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道德建设要把道德环境建设和自身的伦理信仰建设结合起来。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包含着承接晚清—“五四”对中国缺乏公德传统反省批判的工     

当前我国公民社会公德信仰状况研究——以江苏为例的抽样调查分析

道德的信仰化是社会道德对象化的前提,公民的公德信仰培育是构建和谐文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调查表明,当前我国公民的公德信仰状况总体呈现出积极进步的态势,公德认知较为巩固,公德情感逐渐增强,但知与行、情与意不能完全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公德习惯还有待养成。立足公共生活经验进行生动活泼的体验性教育是公德信仰培育的基本路径。     

双重效果论与道德领域中的干涉主义——论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道德后果的看法和态度

亚当·斯密不仅关心一般的道德理论,还高度关注社会的道德现实。他对市场经济的道德影响做了考察,认为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双重效果论"。斯密主张,为了消除消极的道德后果,政府应该进行干预。他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和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明礼":道德建设的一个飞跃

“明礼”的现代含义是什么 ?有礼就是要明白、明确社会的基本的礼节、规范 ,按礼的要求行事。表现有四 :其一表现在有礼貌 ,广泛地尊敬他人 ;其二表现在遵守秩序上 ;其三表现在待人谦和 ;其四表现在文雅、文质彬彬上。“明礼”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飞跃。表现在 :其一 ,明礼突出了道德建设中的文化品位 ,能提高国民的素质和整体形象 ;其二 ,明礼增强了道德建设中的全面性 ,使社会主义道德更加完整。     

儒道"天人之际"思想浅析

“天人之际”问题是儒道共同讨论的问题。二者皆主张“天人相分”的存在论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论,但在如何通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路上,儒家与道家分别采取了积极有为、消极无为的方式。     

梁启超的“私德”论及其儒学特质

虽然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说在近代以来最有影响,人们甚至把《新民说》的道德思想仅仅归结为公德说;而实际上,《新民说》中后写的《论私德》,对公德说作了很大的补充和修正,更加深刻地思考了私德在整个道德结构中的基础意义和重要价值。《论私德》不仅深化了他个人在《新民说》初始的道德论,而且对由启蒙推动的道德反思的限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十年前,便作了根本性的揭示,显示出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同时《论私德》根本确立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和方向,也奠定了儒家道德论在近代的调适和发展的典范。     

清末陈天华道德救国思想刍议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陈天华欲求振作之方,行救国之实,比较“注重精神上的学问”。他揭露批判国民寡廉鲜耻、自私自利,官吏贪恋官位、畏死无为,留学生空谈救国、言行相悖,汉奸丧灭天良、助纣为虐等堕落人格。围绕道德救国,他系统阐述了在价值取向上以爱国为核心,在公私关系上强调公德私德、义务权利统一,在道德内涵上国民应具有独立自由平等、合群团结尚武之精神,在人格范型上崇尚近代国民人格等思想,并积极诉诸实践,最终以蹈海殉国方式使这一道德救国思想获得升华。     

浅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与重大意义

就时代背景而言,“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由时代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及“双和”战略任务所决定的,它内涵着集体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德基本要求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理论意义。     

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浅论梁启超的道德观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较为集中地阐述了关于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强调“无私德则不能立”和“无公德则不能团” ,指出私德是公德的基础 ,公德是私德的延续和发展 ,培养良好的私德是第一要义 ,形成良好的公德是发明新道德和产生新民的前提 ,并明确提出“道德革命”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