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

学界通常把endliche heilige Wesen翻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但是对它到底指代什么对象,存在争议。新近一种观点认为endliche 只能翻译为“终极的”,而不能翻译为“有限的”,否则,脱离了康德把人作为有限存在者与神圣的存在者之间的比较框架。在康德伦理学中,g?ttlich和heilig都翻译为“神圣的”,后者与上帝没有直接关系,表达某物因道德法则而具有无条件的价值,endliche体现存在者具有感性的偏好,“有限的”与“神圣的”放在一起并不矛盾。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是为了说明德性的敌人不是感性的偏好,而是基于人的任性的自由的作恶的倾向,把endliche翻译为“有限的”,能够更好地彰显其目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在康德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对象,但在其历史哲学文本中有些暗示。这个概念也丰富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与康德的伦理学之间对比的维度。基于这种解读,就会得出与目前学界理解略微不同的康德道德境界图。     

有限存在者是神圣存在者吗——与一种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新理解商榷

康德把理性存在者分为具有感性偏好的有限理性存在者和不具有感性偏好的无限理性存在者两类,只有后者才是意志完善的神圣存在者,不存在所谓有限的神圣存在者。但是,在《如何理解康德的“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一文中,刘作坚持将康德哲学中的endliche heilige Wesen译为“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并将其理解为既具有感性偏好、又具有神圣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刘文坚持机械翻译的“理由”不能成立：它对“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的界定不符合康德对神圣存在者概念的界定,它设想神圣存在者具有感性偏好和追求幸福,违背了康德关于神圣存在者的基本思想;它降低了神圣存在者的标准,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找出的相应对象达不到神圣存在者高度;它误以为康德提出endliche heilige Wesen概念是为了表明“偏好不是德性的敌人”,没有认识到康德的意图在于表明天使、上帝这类神圣存在者所具有的伦理学,是超出人的德性论的道德论。刘文对endliche heilige Wesen的译解存在无法摆脱的困难,只有将其译为“终极的神圣的存在者”,认识到该概念特指天使和上帝这类“精神存在者”,其意...     

论康德的宗教哲学观——以辨析与确立作为道德存在者的人乃自然之终极目的

从康德的宗教哲学着手,涉及到他论述人性的根本恶与神之恩典,奇迹与拣选,德行的王国与奥秘,对神之侍奉与蒙恩,证实神之此在的自然神学与道德神学,乃至由自然的目的论而确立人作为道德存在者才是自然之终极目的,进而确认人之极善者即圣人孔子.     

论康德伦理学中的“人”

早在1764年，康德就说过：“如果说存在着确实为人所需要的科学，那么这门科学就是我所讲授的科学，也即教导人以应有的方式在世界中占据为他指定的地位的科学，并从中可以学会。应该做怎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①显然，真正的人，即应该做的人，乃是道义上的人。关于康德伦理学说中人的思想，本文提出如下看法；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的“决疑问题”和伦理学

由于人们忽视了康德的道德决疑问题,使得他的伦理学以艰深晦涩著称.实际上,康德是讥讽和幽默的大师,他的伦理学是通过对道德现象中决疑的回答来建构的.他的决疑是讥讽的艺术,分为基本决疑和次级决疑.基本决疑--正题:必须遵守义务而不必顾及幸福;反题:冷酷地从事善行是否值得?--贯穿其整个伦理学.康德通过四个次级决疑对正题作出了回答,贞定了义务为道德最高原则;对反题的回答使他认识到幸福和仁爱的价值,缓和了义务和仁爱的对立,完成其晚年伦理学的转变.     

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西方康德伦理学研究述评

当代西方伦理学界似乎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新的流派,我们权且称之为新的新康德主义.康德伦理学的当代复兴,与西方社会矛盾的加剧相关,而元伦理学脱离社会生活与实践,功利主义又无法真正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当代康德伦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新解读,二是重构.学者们在康德伦理学重读重构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康德伦理学的理解,而且消除了对康德伦理学的许多误解.从而这既是对康德伦理学理论的新的修正和发展,又有益于推进伦理学自身的发展.     

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定言命令之第三者——《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解答

在康德哲学中,所有先天综合判断都存在着将其主词与谓词联结起来的第三者问题.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由追问“定言命令作为一个先天综合命题何以可能?”而专门提出了“何谓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这个异常难解的问题.对此难题,学界有一条很有影响的解答思路可称为“混合思路”,它不想从完全先天的角度把握定言命令的第三者,而是将既受感性欲望刺激、又属于知性世界的同一个意志即二重化的意志当作第三者,该思路从根本上背离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基本方向.它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问题,即第三者和定言命令之主词的重叠问题.它将第三者类比于有关自然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先验图型,这一认识也是对第三者的一个重大误解.惟有试图完全先天地去寻找第三者的先天思路才是可取的,它借助于——在一个先天的理念中——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这个第三者,将定言命令的主词与谓词综合地联结起来.因为在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中,可以同时找到“意愿准则成为法则”的目的意愿和“按此准则行动”的行动意愿,即找到康德所说的“两种认识”.第三者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以此理想为基础的定言命令所要求的,无非就是要使人这种不完美、非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以那个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为原型,促使心灵不断升华,成为康德心目中理想的理性存在者即完美而神圣的理性存在者而已.康德其实是把自己的道德形而上学完全奠基于纯粹理性的一个先天理念即有关完美神圣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的理念之上.     

就连康德伦理学也可以被算法化

随着新达尔文主义、人工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社会生物学等新兴学科的全面发展,"哲学自然主义"思潮目前正处于兴盛期。然而,传统思辨哲学的资源是否会因为自然主义思想的勃兴而失效,则是一个颇令哲学界感到担忧的问题。对于康德先天伦理学立场的自然主义化尝试,将提供一种对于前自然主义时代的旧哲学资源的唯物论改造方案,由此纾解传统哲学思辨研究与现代实证研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间接增强唯物论的理论说服力。具体而言,对于康德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化将包含三方面的工作:在本体论层面上证明:康德对于先天道德的原则的强调,实际上可以在一种本体论自然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因此康德伦理学中的一部分内容"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被物质化的";在方法论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需要认知科学的经验研究来加以验证的,因此是"需要被物质化的";在应用的层面上证明:康德伦理学的基本思想,其实是可以被落实为人工智能领域内的编程成果的,因此是"可以在硅基物质的领域内被再次物质化的"。     

施莱尔马赫伦理学初探

作为18世纪德国杰出的伦理学家,施莱尔马赫对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任务均做了深入思考。他在批判康德伦理学的纯形式主义的同时,以柏拉图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了其至善的伦理学。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人性不仅仅是理性的容器,而且是由道德主体所构成的有机体,是不可复制的符号及其创造性的载体。道德主体的任务与其说是保持普遍的、自身同一的理念,不如说是以独特的、具体的形式去实现人性的理性本质。因而,在伦理中重要的不只是理性,还有个性。一个真正的伦理团体并不会只由彼此间没有质的差异而只是作为人性的不同实例的人所构成。     

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质料问题——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

康德伦理学因与中国哲学的"因缘"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又因所谓的"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而在中西方都引起争议.那么,究竟在康德那里,何谓"形式",何谓"质料"?称他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伦理学"是否合适?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伦理学形态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拟通过对文本的认真解读,管窥这些问题.     

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

当代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外向化＂和＂内向化＂两大趋势。前者表现为政治哲学的复兴,后者表现为道德形上学和道德心理学的发展。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讨论和梳理康德的道德哲学,通过分析康德伦理学的＂意志＂、＂理性＂和＂自由＂等关键概念,反思康德伦理学三大公设的道德心理学意义,并在道德心理层面重新考察康德与黑格尔的伦理学说关系,从而初步勾勒出康德伦理学的道德心理问题的基本框架和关节之处。     

向着自由生长与为了自由：康德的两重性教育思想再认识

康德关于教育的基本认识对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奠基作用和深刻的启发意义。康德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两重性,包括人的两重性和教育的两重性,理解两重性的两个关键词是自然和自由。基于对康德哲学人类学中人的形象的考察可以发现,康德眼中人的两重性并非意味着人是自然和自由的双重存在,而是意味着人从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转化。基于对《康德论教育》中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构成与设计的考察可以发现,教育的两重性建立在人从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转化的基础上,表现为形式上的二分与内容上的连续。胚芽与禀赋的构成和发展是两重性教育的基本依据,并且意味着两重性教育的目的同样是两重性的。其中,自然性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向着自由生长,实践性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康德以自然存在者向自由存在者的转化这条线索统整了人本身可发展性的诸多方面,但又不能超脱于自然存在者与自由存在者的静态双重存在,这是康德两重性教育思想的内在矛盾。     

试析康德由道德哲学向宗教信仰的过渡

康德的宗教观与他的道德哲学直接相关,同时与他的理性批判哲学体系一脉相承.上帝在理论理性中作为超验的理念具有消极的意义,而在实践理性中却是必要的悬设.因为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必然寻求自然的幸福与自由的道德相结合的至善,同时又会因为不合理的自然欲望而产生恶,因此需要超越于人之上的完满的上帝来作为至善的化身和公正的裁判者.康德正是出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导向对上帝的信仰,并从实践理性出发来论证宗教何以能够存在以及应该怎样存在的问题.     

康德伦理学与当代社会

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由此派生出三种表达方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我立法,使得行动主体具有了人格的尊严,并激发起"敬重"的道德情感,并最终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自由意志在人类道德行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康德对证明、存在、上帝的还原

在《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中,康德一方面对前哲学家的“上帝”、“存在”、“证明”提出怀疑;另一方面力图挖掘这些概念的根基,并在批判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还原”.通过还原,证明成为证据的可能性问题,存在的根基在于先验哲学,上帝成为实践理性的假设,使人们能够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更深入地理解“上帝”、“存在”的本质,同时提出了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这些论证是先验哲学的序曲,在论证的背后蕴含着气势恢宏的先验哲学思想.     

进向道德:质料伦理学对人性禀赋的经验考察——康德《实用人类学》的本旨

康德的伦理学包括形式伦理学和质料伦理学。质料伦理学经验性地考察人性禀赋,但不是生理学的探究,而是把人当作一个世界公民来考察他能够和应该成为什么。人的自然禀赋如认识能力、鉴赏能力和欲求能力都应该朝着促进人们发挥自由的理性能力的方向加以塑造和完善,只有这样,我们的自然禀赋才能与理性的实践能力的发用相协调,并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达到心意更新,而获得道德的个性,进向道德善。所以,质料伦理学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实质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