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如何研究新闻?——“重访”《什么在决定新闻》

文章"重访"了新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什么在决定新闻》,以经典文本为基础,结合作者赫伯特·甘斯的自传性文章及其他学术文本,具体讨论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发掘了甘斯跨界研究新闻生产的过程和原因;其二是揭示了该书对了解新闻生产的"后台"知识所做出的贡献;其三是解析了该书运用的参与观察方法的特点。通过呈现更加丰富的历史细节,文章在个体生命、社会情境和思想脉络的互动中看待这一经典作品的生产,以加深我们对新闻的社会学研究路径的理解。     

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组合路径研究——基于57例虚假新闻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QCA)

新媒体时代,舆情场域纷乱嘈杂,激荡着不同声音。面对这一复杂的形势,深入探求数字化媒体网络中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的影响因素,并试图寻求有效的对症之举是当下新闻事业健康发展须面对的题中之义。针对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的影响因素选取57例样本,运用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清晰集分析。研究显示,虚假新闻一经公开报道,24小时内已被公开证伪;以及通过非社交媒体之外的传统媒体,进行公开报道,属于非负面情感倾向的完全虚假新闻,更易于高热度传播。藉于此结论,可去规制新闻生产。同时探求当下虚假新闻传播的条件组合,从原点尝试反制此类条件变量,从而推进新闻生态系统的构建。     

试论虚假网络信源对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影响——以微博中的虚假新闻源为例

近年来，报纸、电视上的虚假新闻的较之从前大幅增多，这些虚假新闻的信源多数来自网络，借助微博平台传播，最终被传统媒体微博转发甚至收入自身媒介的新闻产品中。针对这一现象，试图从传播学、经济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虚假新闻增多的原因，指出传统媒体应如何看待和应对虚假的新闻源，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媒体变迁视阈下新闻生产模式的变化及其成因

新技术的出现引发媒介环境的改变,而媒介的变迁又将引起社会的变革。本文采用新闻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媒体的变迁,探讨"大规模定制"、"众筹新闻"、"社交化新闻"、"视频新闻"这一类新兴的新闻生产模式与媒体变迁的关系。并试图通过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来解读媒介是如何影响社会的,浅析其相关成因。     

“新闻众筹”及其对新闻生产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

文章介绍了新闻众筹的运作模式及其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及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研究发现,众筹新闻脱离了媒介组织的流程控制和生产惯例,更多地依赖个体新闻工作者、反映资助者的意愿,从而有可能迎合公众。     

论新媒体环境下虚假新闻产生的原因及其负功能——从受众心理的角度

虽然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快捷、便利和人性化的信息体验,但其虚拟化的形式同时带来了信息虚假等问题.虚假新闻的传播不仅得益于新媒体传播迅速、难以监管的特点,迎合受众心理也是虚假新闻泛滥的最大诱因.虚假新闻传播所产生的负功能会误导和损害受众的心理环境.     

从“烂尾新闻”看新媒体对新闻生产的影响

近日来,“烂尾新闻”一词在网络上不断升温,有网友将过去一年的“烂尾新闻”一一罗列,在微博上风传一时。然而,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烂尾新闻”的出现跟新媒体又有什么关系,它又会产生怎样的危害。文章试图以“烂尾新闻”为出发点,从以上几个角度对新媒体与新闻的关系进行解读,并试图提出几点解决的建议。     

新技术应用与新闻生产的形变——兼论“什么在决定新闻”

新闻业高度依赖技术,技术推动着新闻生产。从表面上看,技术进展决定了新闻生产的结构性及表达中介化特征。研究认为,新闻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背负职业意识形态的新闻生产是新闻传播专业化的表现,它经历了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三个技术阶段的历练;在社交媒体时代呈现出去职业化特征,连带将新闻生产的"客观性法则"湮没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表达中。非专业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众筹"形式、数据新闻津贴的新闻模式凸现,新闻生产的知识性特征更趋明显。在社交媒体时代,新闻联结了参与者的社会网络形成强大的意见生产来源;主流媒体成为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的新闻生产机构。这些反映出新闻生产决定因素的变化:国家及其知识依然重要,地方性知识却不断生产;新闻政策不再光芒四射,而媒介内部政策重要性日渐降低,国家规制则是国家知识的保障;新闻生产的主体扩大,新闻生产的协商特征出现。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步严峻,受到社会高度重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品行塑造、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层面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治理对策.     

社会认知视角的虚假意识——基于《资本论》的分析

从科学认知角度来看,《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虚假意识概念主要是在社会认知的意义上来界定的。尽管虚假意识在科学上是虚假的,但它的产生却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源自于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现象歪曲、颠倒本质所造成的不透明性。虚假意识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这主要表现为虚假意识在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所承担的功能。这种功能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为基础。全面的马克思虚假意识理论研究需要将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和经济学文本结合起来。     

挖掘新闻:从后真相出发——“异化”真相下的新闻生产

"后真相"2016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年度词,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交媒体冲击下,新闻的主观化、情绪化表达与传播更加突出,导致新闻事件的真相被层层异化,具有浓重的后真相意味。当下新闻传播中,事实真相在情绪流动中被遮蔽、在叙述修辞里被改写、在意见传达中被扭曲;真相这些种种"异化"的根源则在于,互联网时代意见共同体连接的散淡、阶层化的"失范"性焦虑和亚文化的野蛮生长;而后真相世界的新闻生产,因为真相的种种异化,则更需要坚守专业理念,在事件不断被衍生出的议题中挖掘新闻,在事实和情绪的流动中"再写"新闻文本。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向善向上:基于良性互动的算法新闻治理伦理研究

算法新闻重构了新的新闻传播生态,但也暴露出一些伦理问题,最核心的是算法黑箱与新闻透明原则的矛盾、算法霸权与媒介公正的对立和算法操纵与委托信任的冲突.解决算法新闻产生的伦理问题,必须明确算法是非人类的"网络行动者",但并不是独立的伦理行动者,"人"才是算法新闻的责任主体.算法新闻治理的逻辑起点应回到技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算法新闻治理应将不作恶、不滥用的"向善"作为底线伦理,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负责和对社会健康有序运行负责的"向上"作为责任担当.算法新闻治理需要建立多主体协同共进的治理体系:政府要充当好规则制定者、过程把控者和底线管控者的角色;平台机构要承担算法新闻治理的主体责任;公众应自觉避免新闻消费中的盲从或被动现象,传统媒体应严格职业把关和审核机制,拒绝迎合人性弱点及惰性的新闻生产.公众与传统媒体的共同责任在于实现对算法新闻的纠偏、改进与监督.     

网络虚假事件传播的理论解释和现实逻辑——基于热点事件“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舆情分析

基于微舆情系统,设置30种监测关键词组,抓取273 582条相关信息,其中新浪微博有214 207条,对网络热点“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事件做舆情分析。该事件的舆情主要集中于2016年2月7日到2016年2月15日,非敏感舆情占83.64%,北京舆情热度最高,广州其次,上海排第三,江西舆情热度不高。该事件因炒作者的议程设置、大众的从众心理、网友共鸣的标签等而成为热点。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与代际差距造成了阶层的差距,地区优势超越了城乡优势和代际优势。虚假事件背后有真实的现实,在治理网络环境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和创新现实社会治理。     

电视新闻“有味”的开创——析湖南卫视《晚间新闻》新新闻主义的操作模式

湖南卫视《晚间新闻》颠覆了传统的新闻播报模式,以其独特的节目编辑、制作、亲切自然、幽默风趣,适合大众语境的播报方式在众多地方新闻栏目中独树一帜,并结下良好的观众缘。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大胆改革创新。但是要更好的发挥新闻的社会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还应该把握好软性新闻报道的"度",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下,要做到以新闻为本,娱乐为体。     

“小题”做出“大作——谒读《新闻发现例话》

陈邵桂教授著作《新闻发现例话》,围绕“新闻发现”这一范畴,引用大量实例,由浅入深、生动细致地对相关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入阐述,其间更贯穿着作者对新闻记者如何做人与读书的深刻认识,确确实实将“新闻发现”这样一个“小题目”做成了“大文章”。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

风险的新闻生产与大众传播机制密不可分,媒体在报道风险事件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风险。台湾"美牛风波"再次把食品安全风险拉入公众视野,本文归纳了此次风险报道中的价值判断、叙事模式和污名化路径,并分析出风险的真实后果往往是媒体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研究的结论指出,良好的风险沟通应该建立在大众传媒对风险信息的成熟反应和引导风险决策的公开协商之上。     

一流大学“双重自治”探析——基于印度理工学院治理结构的考察

大学应当是"双重自治"的,即大学相对政府宏观自治,学院相对大学微观自治。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具备"双重自治"的结构特征。印度理工学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得益于选择并践行了大学"双重自治"结构。在宏观自治方面,印度政府多次修订《印度理工学院法案》,依法让渡大学管理权限,吸纳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大学治理,形成了政府、社会和学校"三角协调"模式。在微观自治方面,视察员、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分校管理委员会及评议会合理分权、统分结合,实行"三级协同"治理。宏观自治提供外部治理环境,微观自治创造内部治理效能,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对标印度理工学院,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在于推进大学"双重自治"。具体而言,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自上而下地赋予大学独立法人地位;学院完善内部治理体系,自下而上地促进"学院办大学";政府、大学和学院上下协同,逐步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大学制度",进而加快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步伐。     

挂牌督办与安全生产治理：基于“压力—回应”框架的实证研究

挂牌督办是我国督查体制下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普遍运用到各地方的安全生产治理实践。本文建构"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挂牌督办对地方安全生产治理效果的影响,并揭示挂牌督办下不同的压力类型如何驱动地方政府差异化的回应策略。研究发现,挂牌督办能够显著提升地方安全生产的治理效果,并塑造出不同的压力类型,进而影响地方回应策略。具体而言,政治压力均会驱动地方政府采取对上负责("一刀切")与向下服务("切一刀")的回应策略,而社会压力仅促使地方政府采取向下服务的回应策略。基于压力类型和回应取向的综合分析,可将地方回应挂牌督办的差异化策略划分为应付型回应、履职型回应、治理型回应以及不回应四种类型。本文结合江苏响水"3·21"爆炸事故,梳理挂牌督办下地方如何围绕差异化的目标取向而进行回应策略的组合和拼接,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