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林业碳汇存在的障碍及法律对策

我国林业碳汇通过CDM项目和国内自愿性碳汇项目及交易来实现。我国自愿性林业碳汇项目发展势头较好,但全球整体林业碳汇发展放缓。我国林业碳汇存在较多障碍:法律规范层级低、与碳交易市场衔接不畅、与林权改革不协调以及与生态补偿相混淆。根本原因是国际气候谈判趋势不明朗和林业碳汇之物权理论基础薄弱。我国应尽快明晰林业碳汇权利的准物权性质,强化碳汇造林的林权基础,以及制定专门法规应对上述问题。     

林业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研究

林业碳汇是基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间接减排温室气体的途径。一方面,林业碳汇交易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满足发达国家对减排二氧化碳的承诺;另一方面,林业碳汇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成伤害。国家必须通过立法规制林业碳汇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行为。如何在规制森林碳汇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成了环境法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全新而迫切的课题。文章分析阐述了可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予以规制:在事前用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审视森林碳汇是否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在事中监督碳汇对生物多样性的动态影响;在事后救济阶段要建立惩罚机制。     

林业碳汇交易市场机制路径探析

林业碳汇交易的首要问题是确立碳排放权,林业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应兼顾公平与效率;林业碳汇交易的重心是国内林业碳交易市场,要注重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协调,通过明晰林业碳汇产权、确定交易价格、明确交易的利益分配、确立交易主体客体和第三方,拓展林业碳汇融资渠道,建立林业碳贸易机制,开征"碳税"等方式,实现林业碳汇交易的市场机制路径。     

林业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选择分析

在林业公共品供给市场化的改革中,应着眼于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复合调节、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完善林业公共品的供给对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补偿制度,并逐步完善以市场为补充的补偿机制;统一林业公共品定价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林业公共品供给多主体趋势可避免由政府单一供给林业公共品过程中产生的"寻租"现象及较高的交易成本;林业公共品市场的创建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更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和更多的林业公共品供给;开展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农户林业收入的影响分析

在简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和农户林业收入的基础上,以福建省和江西省为例,通过分析和实际数据论证,表明林权制度改革使农户林业收入显著增加;除了林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户林业收入以外,林业税费减免和木材价格上涨也促进了农户林业收入的提高。不过,林权制度改革使乡镇财政收入和村财收入减少。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有效开展对于推进林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湖北、安徽、河南3省4县市的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进行调研,深感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当前,需通过扩大公益林林权改革试点,逐步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林权登记制度,推进担保体系建设;加强和优化公共财政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完善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来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基于国外的经验与教训

集体林业占据国家林业的半壁江山,集体林地产权的变动直接关系到林业生态可持续发展。中国从2003年起开始新一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有效激发了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造林、建林和绿化的积极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相协调。长期以来多种因素影响着集体林生态效益的发挥。国外私有林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值...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林业合作社发展的思考——福建省永安市林业合作社调查报告

林业合作社在化解林农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促进林业规模经营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之后进行的林业合作社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对福建省永安市25家林业合作社的深入调研为基础,对林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目前林业合作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并提出了关于规范和发展林业合作社的几点思考。     

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路径探析

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供给高质量的教育。一方面提高教育供给端质量;另一方面丰富教育供给结构,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的新供给侧结构。学前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从物质资源上供给数量充足、质量达标的学前教育机构;从人力资本上供给优质的师资队伍;从制度上供给科学的学前教育机制;从创新的角度供给多元化的学前教育结构。     

影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路径

当前,我国影视文化产业供给端普遍存在生产成本投入畸形、产品供需错配、创新发展不足、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导致产业发展“滞胀”,影视精品难现,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解决影视文化产业发展顽疾有着充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针对产业供给侧所存在的问题,从政策导向层面提出促进产业优化转型、实现要素创新驱动和改革产业管理制度三条路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包括提高影视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供需错配矛盾;把握时代科技发展契机,改善影视文化产业人才成长土壤;平衡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整肃成本畸形现状,全面实现影视文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纠正产业弊端,保证我国影视文化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创新

随着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与公众对体育文化消费需求日增,我国体育文化产业走上发展快车道,多样化体育文化产品体系初步形成,体育文化消费已成社会热点。然而,长期以来以需求侧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体育文化产业仍存在有效供给不足、需求引导缺位、业态亟需优化等诸多现实问题。从供给端着手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形成新业态、探索新模式有助于应对新常态下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困境,促进体育文化产业长期均衡发展。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老年人健康促进与策略选择

在当前人口新常态背景下,老年人的健康水平直接决定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质量,依托老年人健康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是一项全民性保健的社会系统工程。面对当前在健康的公共政策、支持性环境和社区行动、精神文化建设与社会参与等供给侧方面的不足,今后老年人健康促进需要从制度设计、社会协同以及精准回应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老龄友善社会、安排健康政策、打造治理型供给结构,依托政策促进、服务供给与健康管理三大体系,为我国健康老龄化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林业结构改革的日本实践:背景、措施与启示

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奠定我国集体林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工作,是促进我国集体林业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性保障.已有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集体林改的规范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性实践研究,与国外的相关比较研究鲜见.我国集体林业所有制和日本民有林的性质极为相近,且均为小规模经营,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日本推进林业结构改革政策是在林业与其它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山村人口急剧流出,低价进口材打压日本国产材,林业生产经营环境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64年《林业基本法》实施以来,日本展开林业结构改革,先后采用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和政策,严格制定计划和标准,构建融资平台,采取差异性措施等手段,奠定了日本林业现代化的基础.借鉴日本经验,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应该立足国情,加强理论研究,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规,把握林业生产经营特点,注重林改硬件和软件改革同时并进,加强林改工作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明确实施主体的差异性,构建系统的管理协调机制等.     

青少年偶像供给机制的异化表现及优化路径探析

当前,青少年偶像供给机制出现了异化并产生了不良影响,应从以下三个方面优化青少年偶像供给机制:在共建方面,推进社会参与和监督,健全偶像人才培育机制;在话语方面,开辟有效的需求表达渠道,矫正青少年粉丝群体与偶像的非理性关系;在供给方面,主流媒体应增加偶像供给类型,充分发挥偶像的正向引导功能,以高质量的偶像产品满足广大青少年的精神需求,推动文娱产业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重要的实践场域。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进一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以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法律制度是推动改革与发展的齿轮,应当对我国农业发展中现存的农用地数量与质量、农产品价格市场机制和农业科技的适用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政策调整为主的调控手段进行法律化、制度化,重新整合耕地的占补、污染的防治、农产品市场的构建和科技成果的适用等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完善的农业法律体系。     

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的场景与路径

长期以来,因医疗服务供给失衡所引发的“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我国尚未解决的一大民生问题。为适应新经济发展态势,满足人民“病有所医”的需求,我国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已刻不容缓。路径包括：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合理配置医疗服务资源;逐步放松制度供给约束,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稳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现其公益性目标;切实加大政府监管力度,理顺政事、管办的管理体制;健全医保制度,着力提高医疗保障的整体水平。     

林权改革的历史与现实

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当前我国的林业及农地制度将发生重大转变,其历史意义堪称继30年前分田到户后的"第二次革命",决策层希望通过林权改革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