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尚金习俗及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

蒙古族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国,东西方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经济文化交流空前繁荣,给蒙元朝带来丰富的财富积累。此时蒙古贵族为了显示其威权和地位,开始追求豪华奢侈,喜爱繁缛装饰,色彩金碧辉煌的黄金成为首选,被大量运用到各领域。     

论蒙古史诗《江格尔》的狂欢特征

一、引论 蒙古学者策·达木丁苏伦在《格斯尔的故事的三个特征》中指出：人民性是《格斯尔》的重要特征，而笔者在对蒙古史诗《江格尔》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江格尔》具有狂欢特征，继而发现狂欢性是蒙古史诗的重要特征。笔者认为人民性与狂欢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在以后文章中给以关注。）     

关于《江格尔》学科国际化问题的思考——以英文学界的学术评价体系为例

本文简要梳理了近年来在英文学界发表的有关我国三大史诗之一《江格尔》的学术论文,以及史诗《江格尔》的英译进展。本文基于国际学术界主流的图书语料库、学术期刊数据库所收录的英文学界《江格尔》研究成果,参考国内外多家科研绩效及竞争力评估机构的评价体系,采用数据分析的方法,尝试对国际“江格尔学”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以求对未来“江格尔学”能够进一步“走出去”提供评估的依据。     

论黑格尔的史诗观——以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为例

黑格尔的史诗观明显带有辩证法思想,否定中包含着肯定,不是全面彻底的否定,而是包含肯定因素在内的否定,否定的结果也不是消失为空无,而是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出现。比如黑格尔否定了雏形史诗的不完备性,但也肯定了它们具有客观性和实事求是的史诗性质;否定了特殊史诗或浪漫史诗的主观性,但也肯定了它们的史诗领域。在藏族史诗《格萨尔》中也蕴含着这样的辩证思维。     

传说情节植入史诗母题现象研究——以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为例

本文将巴林《格斯尔》文本中的三大类九个母题与海希西分类中的母题进行对照,发现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与巴林格斯尔传说产生了深度的互文交织,大量的传说情节被植入到史诗文本当中,重塑共性母题,形成与巴林山水紧密粘连的本土史诗叙事单元,承载着时代的和地域的新内涵,构成个性化的本土表现。这是巴林《格斯尔》史诗文本对整个蒙古语族《格斯尔》史诗传统文本进行地方化改造的产物,也是继承的产物,一定意义上延长了该史诗在本区域传承的生命周期。     

浅析《格萨尔》史诗传播中的生命力——以甘南藏区为例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史诗,不但在藏族群众中家喻户晓,而且流传范围也比较广。通过浅析《格萨尔》史诗及其在甘南地区的传播来解读史诗传播所依据的内在生命力;《格萨尔》史诗以佛教文化价值和苯教文化价值的优异面在民间融合后,形成具有普世价值思想的一种热爱和平、反对暴力,且积极向上、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它不但是藏民族对于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且也是向往在一种由强力保障的公平社会下,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以信仰慈悲为怀的佛教为终极目标的极乐世界,而不是单纯地追求佛教以慈悲为道德榜样,逆来顺受的消极思想。     

市场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以史诗《玛纳斯》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各个国家都致力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然而保护和开发,永远是矛盾而又要共处的两极,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会一成不变,在应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重构,也有创新,在新陈代谢中不断发展.如何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还值得我们继续钻研.本文试图从产业化的视角,结合人类学的知识,对史诗《玛纳斯》的保护与开发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     

市场化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以史诗《玛纳斯》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各个国家都致力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然而保护和开发,永远是矛盾而又要共处的两极,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成一项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非物质文化遗产绝不会一成不变,在应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既有继承,又有重构,也有创新,在新陈代谢中不断发展。如何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还值得我们继续钻研。本文试图从产业化的视角,结合人类学的知识,对史诗《玛纳斯》的保护与开发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     

浅析《格萨尔》史诗传播中的生命力--以甘南藏区为例

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史诗,不但在藏族群众中家喻户晓,而且流传范围也比较广。通过浅析《格萨尔》史诗及其在甘南地区的传播来解读史诗传播所依据的内在生命力;《格萨尔》史诗以佛教文化价值和苯教文化价值的优异面在民间融合后,形成具有普世价值思想的一种热爱和平、反对暴力,且积极向上、追求自由的民族精神。它不但是藏民族对于理想生活的美好憧憬,而且也是向往在一种由强力保障的公平社会下,可以自由的生活在以信仰慈悲为怀的佛教为终极目标的极乐世界,而不是单纯地追求佛教以慈悲为道德榜样,逆来顺受的消极思想。     

神王与神仆——《王权与神祇》中古代近东诸王权形态之比较研究

富兰克弗特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古代近东文化史研究专家,他对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宗教与王权的研究,因其独特且富有启发性的视野与观点引发了学界诸多的讨论。通过比较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王权观念的差异性,富兰克弗特认为两河流域的季节更替使得王权成为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并且与弗雷泽、葛兰言等人的古典文明社会研究构成对话。富兰克弗特试图呈现古代近东“神圣王权”的不同形态,对于人类学的神圣王权研究而言,《王权与神祇》无疑是我们理解古代近东王权形态及人类学王权理论的一座“桥梁”。     

文化背景语域下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及命运解析——以《格萨尔》与《罗摩衍那》为例

史诗人物的思维模式和命运与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依照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理论和先验图式论,人在进行思维活动前,并不是白板一块,而是预先就有某种范畴、概念等图式,并且利用这种图式进行思维活动。文化背景不但是史诗人物思想观念的源泉,而且使史诗作者们也受这种图式的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史诗人物的命运。     

曹禺与契诃夫戏剧的比较分析——以《北京人》与《樱桃园》为例

本文以《北京人》与《樱桃园》为例,对曹禺与契诃夫的戏剧进行了比较分析。     

《格萨尔王传》与《西游记》再比较——以晁通、猪八戒人物形象为例

有关史诗与小说间跨文体的比较,从《格萨尔》发掘之初就已开始。《格萨尔》与《西游记》在文学叙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佛经叙事深刻影响了二者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母题。晁通和猪八戒都是具有鲜明喜剧特色的人物,他们原型人物相近,又都好色贪财、贪生怕死,甚至在法术变幻上也类似。有关晁通和猪八戒的叙事,既有佛经中的色欲考验,又融合了世俗文化,这是汉藏文化融合和共通的体现。晁通和猪八戒身上的喜剧特色和世俗表现,也是东西方叙事史诗的一个重要区别。     

壮族复式思维句式英译研究——以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为例

本文认为壮族人民行文说话有复式思维的特点,比较分析汉壮民族的复式思维句式与英语民族的直线思维句式之差异,认为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的文体结构最大特点是骗偶重述句式,并举例说明壮族文化典籍中骈偶重述句式的三种英译方法.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

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色彩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视角: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而歌德所挑起的牛顿色彩论的批判正是这两种视角的对立的反映,其后,在社会科学中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发展,色彩语汇经沃尔夫(B.L.Whorf1897-1941)、康克林(H.C.Conklin)、博林(B.Berlin)及凯(P.Kay)诸人的研究的叠加,大致建立了基础色彩语汇BCT档案.然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如雅克布森(R.Jakobson 1896-1982)的功能论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同一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其使用的词汇也存在着差异,实际的羌语的色彩词汇的使用中,呈现出了复杂的样态,既不能以神圣·世俗的二元论分出不同的用法,也不能以冷·暖色调完成色彩的分类.在神圣的空间及时间中,羌语的色彩词汇“白、黑、红”与“白、黑、黄”与博林·凯的BCT一致,在世俗的时间及空间中也呈现出“白、黑、黄”构造.由于羌族文化中民俗信仰尚未能形成独立的制度化宗教,因而圣·俗的交叉,使得“黄”也进入了神圣的空间与时间中.     

傣族寨神勐神祭祀之宗教解读——以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为分析框架

寨神勐神崇拜是傣族原始宗教的重要形式,虽然这种祖先崇拜已经脱离了图腾崇拜的原初形式,但是图腾制度的痕迹还是无可争辩地存在着,具备了涂尔干对图腾崇拜阐述的各种特征.寨神勐神崇拜作为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其诞生起,就承载着一种道德功能,具有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而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傣族寨神勐神崇拜的意义不只是外在的,而且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内在特征,以伦理价值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     

民族传统纺织与纤维艺术课程研究报告——以蒙古族刺绣为例

蒙古族素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其中大多数以游牧为生。蒙古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及文字,并且在艺术方面独具特色,例如,蒙古族建筑、蒙古族舞蹈、蒙古族音乐、蒙古族美术等,尤其在美术方面,蒙古人的服饰是饮誉海内外的,主要包括长袍、腰带、靴子、首饰等。独具特色的蒙古族长袍是蒙古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在袍上经常可见蒙古族刺绣绣于袍身,此外,蒙古族的刺绣应用范围极广,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欧阳询与虞世南楷书风格的比较——以《九成宫醴泉铭》与《孔子庙堂碑》为例

书法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跨入唐代时期,书法又迎来了新的高峰。作为“初唐四家”的欧阳询与虞世南,二人年纪相仿,又同在弘文馆教示楷法,在书法方面二人上溯魏晋、深追二王,又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书法神韵。《九成宫醴泉铭》与《孔子庙堂碑》是两位书家最具代表性的楷书作品,欧阳询书法的瘦硬险绝,虞世南书法的圆润遒劲,虽然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作品无一不是后世学书者的典范,影响深远。     

浅谈创作实践中的形式与问题——以舞蹈《可咸可甜》为例

随着教育改革发展,更多教育者将教育落实由“教”与“学”转为“创作”,尤其是文学艺术类相关教育的“创作性”要求更高,例如舞蹈创作、音乐创作等。舞蹈创作,旨在通过创作者的主观审美意识对客观世界作出反映,表达创作者对客观世界的感受与领悟,既是创作者自身情感的寄托,也是创作者看待某一事物的真实态度。因此,舞蹈创作离不开“内容”“形式”“情感”,内容真实反映创作主题和情节等,形式真实反映创作内容的物质外化形态,情感则集中表达创作者的内在感受。而人们进行舞蹈欣赏时,首先最直观的舞蹈接触就是舞蹈形式,所以所有舞蹈作品都会通过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形式接触的方式满足观赏者的感官需求。故而,舞蹈形式是舞蹈创作的重要环节。本文就以舞蹈《可咸可甜》为例,深入解读该舞蹈的形式,简要体悟该舞蹈的内容和情感表达,并针对该舞蹈创作中的问题及诱因进行解读,提出现代舞蹈创作形式的优化路径,以期推进我国现代舞蹈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非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符号构建——以《重回刺桐城》《福建非遗档案》为例

非遗纪录片以其独特丰富的视听语言优势在回溯与重构、传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非遗文化作为纪录片中的符号为视角来观照,近年的非遗纪录片中的非遗符号形式可以分为肖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三个维度。以讲述泉州的纪录片《重回刺桐城》和《福建非遗档案》为例,探寻其中泉州非遗文化作为符号在外延与内涵、情感与记忆之间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