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论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理论原则与方法

民间文学不完全属于文学的范畴,其文本形式不能被纳入文学文本的结构体系中.民间文学的文本研究需寻求独立的方法,应坚持文本的非固定性和开放性原则,在不同的生存语境中分析文本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应注意文本存在的具体语境与文本间性,坚持互文性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文化诗学刍议

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 ,即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采用跨学科的方法 ,从多学科的视角观照文学。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 ,其要点是 :一曰“内外” ,即阐释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 ;二曰“中西” ,即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沟通 ,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契合点与生长点 ;三曰“古今” ,即文史互动 ,今古互动 ,使文学文本具有历史的与当代的双重意义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活动链与过程史:一种文化诗学的文学史观

文学作品、社会结构、历史情境与阐释主体的各种隐喻关系是文化诗学批评的研究基点.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将历史性的文学文本放置于文化生产的流通网络,提倡作为"文化过程"与"社会能量"的历史文本观念;将文化性的历史阐释放置于文化再生产的流通过程,建构作为"社会生产"与"能量流通"的文化文本理念.借助文化产品与社会能量形成的历史活动链,文化诗学在历史文学的诗性空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文化生产过程的文学史话语.     

文学理论:当前危机及其应对方式

当前文学理论的哲理化倾向导致了文学理论失去了解释文学的现实功能,因为它从根本上脱离了文学文本自身而与哲学结为了同盟。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文学理论出现了"失语"和"失效"的双重危机。因而重建回到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是文学理论应对当前危机的一条可行道路。重建本文诗学有三种基本的途径:文本细读法、本文批评法和兴辞诗学的方法。重建本文诗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一方面服务于作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又可以恢复理性诗学的诗性,使诗学真正的回归到文学自身。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杨逵小说的政治诗学（续）

三、“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 杨逵小说在构塑其“政治诗学”的基本形态时，还采用了“互文性”的文本建构策略。大家都知道，“互文性”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的朱莉娅·克里斯蒂娃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之中，是为了陈述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是，在一些“互文性”特殊情况下，人们有时也使用“对话原则”。由于巴赫金本人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跨学科视野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本着致力于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进行的文学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理论视野.它本着关联性和整体性等生态基本原则,借鉴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环境史学等新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既注重文本的环境语境,也考虑其文化语境,在文本解读中探求人与自然如何建立深层关系,引导读者树立生态的世界观.     

儒家中道思想与跨文化交际

儒家中道思想提倡"无过无不及",而且强调"时中",即随时随地而至中.这一哲学思想对跨文化交际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疏解由于交际环境文化强弱之差和会话原则的不同而引起的障碍,缓解由于世界观及价值观的不和而带来的矛盾,消解由于规范规则和风俗习惯的差别而产生的隔阂,解决由于非语言行为迥异而造成的尴尬.中道思想也可作为跨文化交际中文化适应和全球化中文化融合的行动指南,根据这一思想,文化适应中的适应程度和文化融合中有关文化间的关系应该通过"时中"而达到"中和".虽然在跨文化交际中践行中道并非易事,但只要有"至诚"之心,交际双方的关系是可以通过调整而达到"中和"的.     

文化冲突视角下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民族文化冲突造成的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嬗变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隐性文化因素。缓解与避免文化冲突必须进行民族文化适应。在遵循多元一体、民族性与现代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培育民族文化参与意识,完善民族文化保护法规。     

“文化侵略”源流考

20世纪初 ,西方在华宗教文化活动的持续扩张引起国人的忧虑。在 2 0世纪 2 0年代的非基运动中 ,瞿秋白等人把西方这种活动概括为“文化侵略”,深刻揭露其服务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一面 ,成为反帝话语中的利器。不过 ,是否使用这一提法来针对西方在华文化事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明显受国际形势及国共两党对外政策取向的影响。在实际影响的层面上 ,“文化侵略”提法颠覆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肯定倾向 ,唤起国人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警惕和反抗 ,也迫使这些宗教文化事业实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但这个基于反帝斗争需要的提法 ,一度泛化为人们集体记忆中对近代西方在华文化事业的全面认识 ,则影响和限制了此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英汉动物词“狮子”之国俗语义探析

基于英汉民族对动物“狮子”的属性有相似的认识,同时又由于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因而动物名称“狮子”在汉英语言中存在国俗语义同异并存现象。本文以汉语中的“狮子”和英语中的“lion”这两个对应词为例,探讨汉英民族动物词的国俗语义同异现象,以期对跨文化交际有所裨益。     

论"地球村文化"的主体形态

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竞合精神,虚拟物态”主体文化形态的提出和设计,充分体现了世界经济形态转换的内在要求,客观反映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逻辑,符合全球文化精神内核与物态表象的同构规律,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思路,有利于化解不同国家利益集团的矛盾,有利于保障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知止”三义与文化认同

中国古代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知止”。“回到你自己”是“知止”的根本义。这涉及到今人所关注的“认同”问题:自我的认同和文化的认同。从内容上讲,知止这一观念强调的是文明与自然的内在贯通。由此,知止的观念又展开为三重意义:回归自然、回向历史与成德知本。此三义辐辏于第二义而贯通为一体。其特点则表现为一个“复古”的历史精神。但“知止”并非故步自封,止步不前,而是要在“进”与“止”之间保持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协调的关系。“知止”观念从存在实现论意义上凸显了一种历史的精神和思想文化的差异原则。这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论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处理

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着的文化差异必然反映在语言中。这种体现在语言中的文化差异给翻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因而一直为译者所关注。对于文化差异的处理,在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影视翻译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分支,既与一般文学翻译有共同之处,又有着自身的特性和原则。本文结合影视节目的特点,提出了影视翻译处理文化差异时应遵循的三大原则及相应的翻译手段,并以大量的实例予以说明。     

儒家文化人格与《水浒传》的创作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与文化范畴比较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文明”与“文化”是一对极相近又相异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从九种语义上使用了“文明”范畴，又从五种语义上使用了“文化”范畴。这组范畴内涵丰富，语义复杂，并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原因．以至于无法按照寻常的思维来理解它们的个别语义。为此，以具体的文献语境为基础，以它们在19世纪英法德语中的习惯用法为参照，以比较分析为方法，找出两个范畴之间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则可在整体上把握两个范畴的科学内涵。     

试论社会有机体的“文化症候说”

社会有机体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文化特质构成的复合体,它呈现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机耦合的“3S模式”。社会在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为物质文化传递的选择性、制度文化配置的稀缺性和精神文化变迁的滞后性而出现文化出入的失衡,体现在社会“文化症候”的出现。文化症候说是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社会有机论的发展,对我们用系统思维研究当代文化变迁及和谐社会构建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学术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