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

1937年7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终于放弃了“剿共”政策，实现了与中共的抗日合作，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却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演变。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对蒋介石的兵谏─—“西安事变。”该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不仅是中共的‘通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中国国民党由‘剿共’内战到国共合作抗日政策重大转折的开端。”①还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过程中，…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方面的作用

毛泽东在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方面的作用陈肖沫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之所以能够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因素诸多，其中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以及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对其的争取应是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的毛泽东在争取东北...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本文从国民党政府政策的分析 ,认为国民党最终采取联共抗日的政策是逼出来的。但之所以能够逼成功 ,是因为有逼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从“九·一八”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基本国策 :“攘外必先安内”。有了共同的敌人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就有可能逼成功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九一八"事变及其后日本制造的一系列侵华事件,使中华民族复兴的历程逐渐转向了抵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在此过程中,国民党经历了由"攘外必先安内"到"合同团结,以自效于国家"的转变,把整合不同政治力量参与抗战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共产党着眼于民族复兴力量的思考,相继提出了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以"实现真正广泛的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目的在于凝聚全民族所有爱国政治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力量在呼吁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的同时,提出了"建立民族阵线"的主张,强调各党派团结抗战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三支政治力量对民族复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追求及其对御侮图存手段方式认识的一致性,形成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

事变前 ,张、杨之对蒋 ,一直是软硬两手准备 ;事变前 ,中共中央不赞同扣蒋 ,张是扣蒋的主谋 ;发动后 ,张、周亲密合作 ,使蒋深信中共事前“毫无所闻” ,感激中共“救驾” ,这出好戏对蒋做出“联红抗日”的承诺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春 ,周对张与西安事变的批评 ,不过是政治宣传 ,这是当时尽快实现举国抗日这个大局的需要 ,也展示了周善于运用政治艺术为国家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高超本领     

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60多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便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     

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论冯玉祥在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的思想演变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在处理蒋介石和抗日问题上,走过了从反蒋抗日到促蒋抗日,最后拥蒋抗日的曲折历程.力图实现其发展个人势力与救国救民的双重目标,是这一串复杂变化的思想动因.     

为“福建事变”捐躯的徐名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因上海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将士,在秘密同红军达成谅解后,公开揭出抗日反蒋的旗帜,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就是著名的"福建事变".担任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的徐名鸿,是这次事变中重要的文职人员之一,他为蔡廷锴将军在福建自创局面做了许多具体的     

论新桂系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早在1933年,新桂系就表示了反对妥协,抗日到底的政治态度。从“两广事变”到“七七事变”,新桂系的抗日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的转变过程。研究新桂系抗日政策几经变化的原因,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及作用是很有益处的。     

李济深与中共的长期合作

李济深是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在抗日救国斗争中结成革命组织和救亡团体,高举联共抗日旗帜,积极呼吁国共合作,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济深坚持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共同抗战,反对国民党妥协分裂,进一步为维护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1948年1月1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国民党决裂.解放战争后,李济深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当中.     

蔡廷锴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转变探微

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及其十九路军在海内外均享有很高声誉,在蔡廷锴将军的一生中,曾走过一条从“拥蒋反共”到“抗日反蒋”以至“联共抗日反蒋”的曲折道路,那么,造成其政治态度转变的深刻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正是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促成了其政治态度的转变,而松沪抗战则是其从“拥蒋反共”走向“抗日反蒋”的转折点。     

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探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妥协退让转向抵御外侮，这固然是国内外多种客观因素促成的，但其主观因素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和奋斗不息的革命精神；国民党内有一支要求抗日的积极力量；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当权者蒋介石本身具有民族意识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错误的分析判断。在这些主观因素的交相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转到抗日御侮的立场上来     

“安内攘外”与“反蒋抗日”

“安内攘外”是国民党南京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方针；“反蒋抗日”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基本方针。这两个方针是两党在同一历史条件下所做出的不同的历史抉择，这既是由各自不同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所决定的，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以对方为主要敌人的基本思路。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共两党都在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并率先放弃“反蒋”的口号，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两党在抗日的大前提下，重新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的历史演变

蔡廷锴民主革命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九一八"事变前,蔡廷锴民主革命的行为意识体现了崇拜旧民主主义革命、排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导致其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后,以"联共反蒋"为特征,以抗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使蔡廷锴在实践中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政治盟友;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信念,最终走上了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实现了由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红军长征

一、长征是党的左倾负责人处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失误的结果“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的枪声唤醒了中国各阶层人民,全民族各种形式的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要求。然而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政府却推行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于是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国北部半壁江山,日寇气势汹汹,如入无人之境;而整个南中国却激烈进行着上百万军队的大规模内战。国民党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是一条置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政策,这一政策不改变,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蒋介石是内战的罪魁祸首,动用大量军队围剿红军,而我党只是被动地进行反“围剿”。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只有转变政策,团结一切力量,实行逼蒋抗日方针,才能变被动为主动,适应全民族一致抗日的潮流。     

论十九路军的重建及影响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整编。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部队被编遣，已有研究视其为十九路军的终结。然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一直没有放弃重建十九路军的愿望，两广事变为十九路军重建创造了机遇，并一度付诸实现。虽然不久再次被取消番号，但此次重建对宣传抗日、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以及壮大抗日军事力量都有重要影响。同时使我们认识到“抗日”与“反蒋”旗号下南京政府、十九路军、两广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薄弱军事联盟基础上的不稳定性与多变性以及反蒋与抗日的无力与失败。     

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

察哈尔抗日，是本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起伏中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但对于活跃在上海地区的李烈钧等反蒋派与该事件的关系，学术界迄无研究。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揭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军侵略的深入以及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李烈钧等上海反蒋派与冯玉祥频繁接触，酝酿反蒋抗日活动。冯玉祥移居张家口后，李烈钧等积极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     

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浅析

本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创导和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策略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从下层统一战线到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提出,接着转变为逼蒋抗日,最后发展为联蒋抗日的策略总方针,构成了“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时期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框架,同时     

“西安事变”前后我党对杨虎城部队的统战工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党在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这一次决策及其实践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论从党的认识和实践来说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它由单纯的下层统一路线再发展到全民族的统一路线;由反蒋抗日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在这一过程中党在一方面要清除自己内部根深蒂固的“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必须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作坚决斗争。为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目的,我党根据当时的情况,把统战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了杨虎城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