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点：当代诗歌与符号双轴关系

［摘要］本文试图用符号学的双轴观念,分析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些问题。符号的双轴关系,是符号学中最有生命力的论点之一,也是研究当代诗歌演变的重要方法。这种关系在诗歌中又表现为巴尔特提出的一个符号学观念,即刺点。具有刺点的诗,给人的突出感觉是“聪明”,这实际上也是网络时代诗歌必须具备的品质。     

试论萨都刺的边塞诗歌

萨都刺“别开生面”的边塞诗歌,与诗人生活的时代、地理与社会环境,以及族别、家世和履历诸背景材料密切相关。诗人从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命运出发所表现的反战态度,在民族矛盾尖锐、民族关系复杂纷纭的时代对民族冲突所持有的正确认识,成为萨都刺诗作的主要思想内容。在表现手法上,萨都刺的边塞诗也兼塞北南疆的风物意象,富于浓郁鲜明的民族色彩和“雄浑清雅,兴寄高远”等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开拓了中国边塞诗歌的题材和艺术境界。     

文化在多媒介交互中产生新的文本意义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介和旧媒介不断地开放、吸收,媒介间的交融和互补现象越来越凸显,"媒介间性"得到前所未有的生长,一种崭新的、潜力巨大的媒介生产"意义链"呈现在人们面前。"媒介间性"拓宽了单一媒介的意义空间,不断衍生出新的文化产品,对文化资源的深度加工、再利用和多元生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洁净的追求：点灯花仪式的民俗文化意义

华北地区的各种民间祭祀仪式中常包含有点灯花的活动,有时它也是一种独立的祭祀活动.其基本功能在于,它能除凶解净,祓除不祥.     

论海子诗歌中的桃花意象及其文本意义

海子赋予桃花意象两重现代性意义,一重是对历史、现世的痛苦的透视,另一重是对时代、生命的温暖的关怀,先忧后乐,忧乐圆融,这正是海子的诗歌心灵。因此,当把“春暖花开”与海子诗歌中的桃花意象联系起来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丰富内涵就得到极大的展现,它将忧乐圆融的中国文化关怀和安事逸乐的尘世生活期待诗意地结合起来,表现出灵明清秀的东方诗学的诉求。     

《诗小序》与诗歌“美刺”评价体系的确立

《毛诗小序》是《诗经》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形成于战国孟子一派学者之手。《诗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是将诗政治化、历史化,并由此而建立起以"美刺"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其意义指向在于国家典礼、时世变迁、政治兴衰以及社会风习等方面。在诗的政治目的性意义指向的表述中,《诗序》实际汇集了诗人之意、典礼用诗之意、诗乐之意、采诗或编诗者之意等四方面的意思。故而引起了后人的种种误解。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     

拔去扎在爱里的刺

她一开始恋爱的时候，就决意要得到他。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圈子，她出身优越，自小身边娇宠连连，而他出身农村，身边的一切都不是她能所想象的。     

在断裂处延伸——“第三代”诗歌对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启示

“第三代”诗歌是八十年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环节，诗歌在89年的断裂使得八、九十年代诗歌创作上有很大差别，本文从“第三代”诗歌入手，以它和九十年代个人化诗歌创作的内在联系为着眼点，试图在二者的联系中找到诗歌发展至今的一脉相连的内在精神的延续和创作的积累，达到正确审视当代诗歌的目的。     

论萨都刺在回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萨都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回族文学的“鼻祖”。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形成期,也是回族文学的形成期。萨都刺以他丰厚的诗作,过人的才思,刚柔相济的风格独占元代文学的鳌头。萨都刺的诗在元代就有着极高的声誉,在元诗由宋返唐的进程中,萨都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学文本变体与文学文本的存在

文学存在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为文学存在之思辟出了新的思考路径。文学存在显现为文学文本的存在,由文学文本通达文学存在。开启文学文本存在之思,需要澄明文学文本变体。文学文本不以自身而是以其变体形式存在。文学文本始终异在。     

“大观园试才”深层内涵探赜

“大观园试才”是贾宝玉第一次在包括贾政在内的公众面前展示自己才情 ,长期以来 ,这次试才常被误解为作者要借此机会展现宝玉的文学才能 ,其实“大观园试才”运用了三组对照关系刻画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雪芹人才观的客观性和进步性。     

中断还是延续：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的理解

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启蒙性问题提出以后,普遍认为这种启蒙在四十年代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中断。西方思想界对于启蒙的理解为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启蒙性提供了启示:启蒙始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主题。     

汪曾祺创作道路间断性探因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的作家,通过追溯其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发现这位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经历了中国当代大小各种政治运动,不仅创作断断续续,而且“早熟”弄口“晚成”间隔了整整30年。从精神结构上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从创作倾向上说,他是20世纪最后一个京派作家。士大夫的精神心理结构和京派的创作追求与中国当代日益左转激进的政治文化环境发生强烈碰撞,形成了汪曾祺坎坷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奇特的创作“间断性”风貌。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介评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是指群体比个体更富竞争性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们整合了现实冲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的差异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认为,相较于人际互动,群际互动中的博弈双方更为贪婪,且对彼此更不信任,其决策更为理性。从该理论出发,研究者们提出了减少群际冲突的几条重要途径,分别是:关注长期利益,委任强硬的领导,诱发对外群体的同情和设置超级目标。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些策略如何彼此补充,以期能对建构现实社会中的群际和谐做出贡献。     

从功能视角看英语“动词词组”及其在句法中的不连续现象

传统语法、悉尼语法和加的夫语法从不同角度对“动词词组”的不连续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本文在系统功能语法的框架内,重新界定了“动词词组”这一概念,并区分了传统语法和悉尼语法对此概念的描述和解释。本文认为“动词词组”由主要动词和主要动词延长成分构成,后者又可以由副词、介词或副词+介词填充;“动词词组”不连续和其他词组中的不连续现象类似,可以在树形图中直接体现;而在系统功能语法范围内,这种不连续主要归因于三个方面:语义重心的后置、信息单位的分布和语域因素的影响。      

试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

文学语言是语言进入文学这一领域后形成的言语变体，是主体为了追求语言的表情效果和关学效果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超脱和偏离的有意味的话语形式。诗性，是指人的精神的创造性。文学语言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化符号体系，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诗性精神。研究文学语言的诗性特质，可以更加深入地透视文学语言的“人性化”、“感性化”的审美属性，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和揭示文学语言美的本质。     

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陷入了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中西古今文论在其演进过程中的整合趋势而过于强调其分化性所致。本文认为,在中外文论史上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趋同性元范畴———诗性,诗性一直以其高贵的智慧整合着、贯穿着人们的文学思维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原则属于本体论和存在论的问题,超文化的普遍原则是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回到诗性即是回到常识,回到人类文学精神的原初形态。     

文学批评:意义世界的建构

批评的起点是同情与理解 ,它包含批评家的视界与作品视界的融合。但批评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 ,实现与作家、读者在观念领域的平等对话。从这个观点来看 ,批评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客观性 ,而在于它的普遍性     

客体能动性与文学文本

"文学文本"是文学实践活动的对象,体现着一种主客体关系状态.文学文本分析的实质就是着重强调文学文本客体的能动性,但是文学文本分析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或语言分析,它并未与主体或文学文本外的客观世界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