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与宋至清末侗苗聚居地区社会治理研究——以湘黔桂界邻侗苗地区为个案

基于边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族群多样性、文化多元性、人口流动性等特征,宋至清末历代中央王朝在治理该区域社会时,逐渐调整控制与管理方式,不断建构宗教文化的同时强化宗教文化的凝聚力,以调动地方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在增强政治认同及促进族群团结的同时实现边疆区域多族群社会的和谐稳定.本文以湘黔桂界邻地区侗苗社会为个案,基于历史文献及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探讨宗教文化在早期民族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唐代幽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唐代河北北部地区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界处,是各族群频繁交流之地和东北边防重镇。这一地区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胡汉混居,战争频繁,沾染胡化之风。位于这一区域的幽州镇在东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契丹和奚常常通过幽州镇跟唐中央政府打交道。"情报战"也是两蕃和幽州镇之间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族群性与族群生计方式转型:以宁边村四个族群为中心讨论

在民族群体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民族群体面临着生计方式转型的困扰。在此过程中,民族生计方式转型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制约。对于生活于高寒山区缺少发展资源的那些族群而言,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是立足于外部资源,因而生计方式转型不仅受到了本地生态环境的制约,更多的是受到了族群文化特质、族群历史和各族群在区域社会体系中族群关系的影响,本文把后者理解为是族群性制约了族群生计方式转型。本文以生活于同一生态环境中的四个族群,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生计方式为例,讨论当前族群的族群性和生计方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论汉唐时期云贵高原的山地社会及其政治体系 ——兼论西南边疆华夏化演进的区域特性

[提要]云贵高原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造就了汉唐时期山地族群的分布格局及经济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并深刻影响了山地人群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复杂程度及其类型。氏族部落与酋邦组织的长期存在，不仅制约了中原王朝的开发经营活动，而且也延缓了区域内部的社会分化与政治体演进。与同期南方山地社会相比，云贵高原地区一直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层级控制体系，山地人群长期游离于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外，使得西南疆域的华夏化进程较南方山地社会更为曲折，表现出独特的发展逻辑和历史文化延续性。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汉唐时期云贵高原山地社会演进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实际上也是西南边疆社会逐步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开普敦的有色人“镇区”及其底边状态

南非共和国以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政治因素造就了如今不同肤色、多个族群共存的社会状态。1994年,南非结束了长达48年的种族隔离政策,各肤色人群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然而,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族群问题的消失,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族群之间的隔阂乃至分层仍然显而易见,在人口密集、社会交往频繁的城市地区尤为明显。当这一问题与城市中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结合在一起时,人们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其影响,开普敦城市中的有色人"镇区"现象就是一个典型。"镇区"这一城市空间规划从种族隔离时代残留至今,作为某一群组聚居底边社区而被人诟病。该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南非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难题,也表明其族群问题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巴盐古道”在“国家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上,"巴盐古道"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巴蜀地区盐业的发展,其不仅是西南地区经济连接的纽带,也是国家权力主导之下极力发展的民族走廊。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以及民族社会的不断进步,盐道的历史地位也在不断凸显。而且"巴盐古道"本身作为交汇区和过渡带,对国家力量渗透、族群社会发展、区域市场建立以及西南移民活动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也体现了"巴盐古道"早已被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之中。因而,"巴盐古道"作为一条传统通道,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和变革有着重要意义的同时,在民族走廊历史进程的研究领域中亦不容忽视。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族群认同的力量——读沃特斯《族群选择》

在<族群选择>一书中,沃特斯对族际通婚子女的认同选择从不同侧面加以审视分析,证实在现代社会,哪怕是被喻为"族群熔炉"美国,即使是那些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并未完全放弃族群认同,其力量经久不衰.追根溯源,沃特斯进一步指出,影响族群认同力量强弱的根本原因是族群分层,即各族群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具，语言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在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语言、方言的差别，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语言、词汇的使用与演变开展研究，应成为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查入手来分析区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融合、从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把调查语言的应用与演变情况作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当地社会的社会－文化格局以及影响这一格局变迁的因素。     

国家、民间权威、族群: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以国家、民间权威和族群作为三个能动的主体,以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为中心,考察清代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清初国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乡村社会的控制,清代中后期,随着民间权威和族群在社会秩序建构中力量的加强,国家权力日益被地方性知识所消蚀.三者在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中,构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统一体,并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之中,共同完成了这个区域的历史变迁.     

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分析

在地缘政治、王朝经营、文明特性、区域族群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下,容美土司完成了族群社会的再造。这些影响容美土司国家认同的因素大都渗透着国家整合意识和族群主体意识,并在"国家化"的进程中不断变迁、发展和沉积,并又反过来促进了容美土司的国家认同。     

民国时期理番四土、五屯之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

透过对于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的理解,本文以民国时期川西北理番四土、五屯为例,描述和解读了该地区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实践,阐述了当地各族群渐渐纳入现代国家视野的情形.本研究认为,在族群区域研究的视角中,应重点关注清季以降、民国时期的民族调查研究与实践,此研究路径既可弥补族群实体论和族群建构论阐释力的缺陷,又可更加清楚地展示中国族群的历史与现状.     

论秦汉时期乌江流域的人口流迁与民族交融

秦汉时期,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首次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势力范围.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延展,大批秦人、汉人等中原族群通过任官、随军、屯田、流放等方式纷纷移居乌江流域地区生产和生活.这不仅打破了当地长期以来的民族封闭,而且强化了中央王朝对乌江流域等西南边疆的政治统治,有效促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空间、物与洱海区域白族人的族性

时间与空间是讨论社会现象的两个要素,以往学者在研究白族的族性时强调其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历时性强调的是时间与族性的关系以及汉人对白族族性生成的影响.本文运用空间研究的相关理论,基于大理村落的田野研究,讨论洱海区域内部上关、下关、海东、海西文化地理空间对白族人族性生成的意义.认为洱海区域的地理所具有的物质性基础给生活于其中的白族人提供了有差异的空间经验,将洱海区域的白族人内部差异彰显出来,在一个统一的白族概念下存在着他们相互区分和相互参照的内部边界(inner-boundary).     

论明代都掌蛮消亡原因

明王朝与都掌蛮之间的恶性互动持续了两百余年,都掌蛮最终被明王朝消灭,其原因有四:第一,中央王朝急功近利,改土归流;第二,朝廷命官言而无信,杀降要功;第三,地方势力豪夺土地,支持改流;第四,都掌蛮自身"劫掠"无度,"叛服"无常。都掌蛮被明王朝消灭,不仅是明代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恶性互动的必然结果,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中央王朝灭种灭族的典型案例。都掌蛮的消亡,既有中央王朝、朝廷命官、地方势力等多方合力围剿的原因,也有都掌蛮族群自身的原因。     

山地与平地:广西富川瑶、汉族亚族群边界研究——以富川县柳家乡大湾村为例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自明初以来就成为以瑶、汉两族为主的杂居区域,居住在山中的过山瑶的饮食、服饰和语言等同平地族群逐渐模糊,但依然存在明显的族群边界。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居住的环境、生计取向以及风俗习惯上。本文描述富川过山瑶的族群特征,认为过山瑶族群与平地族群区隔形成有三个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富川历代统治者对瑶族人民严酷的民族政策使其不断迁往偏远山区,形成族群的地理区隔;随着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生计方式形成了过山瑶固有的社会价值观念;与生计方式相适应的过山瑶"两头扯"婚俗形成了族群文化圈,分享共同的文化价值。     

（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尼日利亚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探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乔斯地区频繁发生信仰基督教的土著族群和信仰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之间的暴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造成乔斯地区宗教与族群冲突的最主要原因是不同群体在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时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这种不平等将本就脆弱的族群、宗教间的关系撕裂。频发的暴力冲突不仅恶化了当地的政治生态环境,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破坏了尼日利亚的国家形象。唯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使隶属于不同族群、宗教的人们平等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该地区的危机,进而开创尼日利亚各宗教及族群和谐共处的新前景。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海疆是一个国家范畴的地理概念。历史时期海疆的形成与发展既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更与古代先民认识和利用海洋的进程相伴。因此,中国海疆史演绎的主题包括不同时期的陆、海关系和海洋与人的关系;而海疆史研究最关切的是沿海、腹地与近海空间范围内人的生存环境变迁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现代疆域管辖和海洋制度建立前,中国海疆并非指"海洋疆域"。历史时期的海疆空间经历了从海岸线构成"海界",演化扩大为范围界限相对模糊的沿海区域,而后成为王朝国家的沿海疆域的推展发展过程,形成了以海岸带与相邻陆域为主,包括部分岛屿和近岸海域在内、有海洋文明特征的疆域边缘区域。海疆的历史分为奠基、形成、调整定型和成熟与转型等四个阶段;其中宋元时期定型的"中段突出、两端略低"的海疆发展格局,在中国海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地理和地缘角度分析海疆与陆域边疆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时期海疆治理既按照疆域治理的一般规律发展,同时更遵循自身的特殊规律。而历代王朝进行海疆经略的政策举措,反映了海疆在王朝疆域体系中的地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