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

清朝官方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旨在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到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具体体现在大量编录编年体档案册籍,修史多具满文文本,史官配备满洲员额,重视本民族发祥史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等,表明满族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也有避免全盘"汉化"的心理.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文化史学的艰难探索——读《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和实践》

常金仓先生是在"史学危机"中开始史学新探索的一位学者.他结合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体会,反思传统史学的弊病,由此开始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历史,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文化史学研究策略:史学的革新之路在于其研究的着眼点应该从历史事件向文化现象转换;在对文化现象进行要素分析时,史学研究才会为人类提供有益的知识,才会摆脱"软科学"的地位.     

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地位与传统

在传统文化的发展中 ,中国古代史学占有独特、崇高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史学具有双重的文化涵义和双重文化功能 ,在内容上必然要涵盖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也更加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史学还具有其它学科难以替代的教育功能 ,对传统文化尤其民族精神的重塑与延续起着巨大作用 ,并影响到通俗文化的发展。中国古代史学还具有会通古今、鉴古知今、秉笔直书和重视史家修养等优良传统 ,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侯外庐对王夫之思想研究的杰出贡献——纪念侯外庐诞辰110周年

在王夫之思想研究中,侯外庐是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先行者.在分析了思想的背景、渊源、体系等问题后,他认为王夫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之一,并且其思想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向,属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这是侯外庐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缩影之一.     

人类学视角下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

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风格",标志着一种成熟体系的形成,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当代实践对被选择了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世界各国的理论成果进行重新解释的创新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本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必将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风格"的主旋律.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格局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晚清史学批评的阶段和成就

晚清史学批评随着时代潮流的急剧变革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新史学思潮出现之前,史学批评沿着传统史学批评的路径发展,其主要的史学批评视阈集中在传统史书体裁体例的批评,对重点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进行批评;新史学思潮兴起后,史学批评更加尖锐和激烈,涉及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学体系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有力地促进了史学认识的深化.晚清史学批评上述两个阶段的分野,其肇因来源于晚清"西学东渐"的推动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其后果则推动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但由于资产阶级史学家急于建立近代史学的范型,在对传统史学批评"度"的掌握上存在可资商榷之处.     

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拓展与转型

近代中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剧烈变革时期,中国的史学、文学、哲学、美术等皆在不同程度上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在西学东渐以及"史学革命"的潮流促动下,中国美术史学在引进与模仿、固守与创新的渐变过程中实现了向近现代化转型.以陈师曾、潘天寿、滕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深受日本以及西方研究模式的影响,把国外美术史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对于启迪、促进中国美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以郑午昌、傅抱石、胡蛮等为代表的近代美术史家立足中国文化本体地位,坚守中国美术本体化的基础,同时吸收西方的学术方法,突破了传统研究路径,通过融合与创新,深刻拓展了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路径,亦促使中国美术史的撰写形式逐步由单一模式走向多元化发展,本土化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变得更加成熟和完善,中国美术史学亦在坚守与变通的过程中实现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