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为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而译的外来译者——兼评《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

外来译者群体对我国国家叙事对外传播贡献重大，其译作也显示出高超翻译艺术，但目前对这类译者群体研究不足。任东升、王芳等的新著《沙博理翻译艺术研究》基于语料库分析、数据统计分析、文本对比分析与译者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外来译者典型代表沙博理的翻译艺术进行了多维度深刻阐述。结合对该著的介评，重点探讨外来译者的译者身份、国家叙事对外来译者行为的规约、国家叙事与翻译艺术如何共同呈现以及外来译者研究路径四大问题，以期为外来译者研究和在新时代如何继续发挥这一群体的国家叙事对外传播作用提供启示。     

感应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具有在本质与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译性和实践上的可译性 ,根据翻译实现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作用 ,在翻译中可采用“语言平等置换”原则     

守规与译者的主体性——关于翻译规范的认识

翻译标准历来是译论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潜意识里有遵守该群体的由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积淀而成的具有规约性的翻译规范的愿望;另一方面,作为主观价值判断的翻译规范具有流变、历时性的特点,它反过来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文章借用图里（Toury）的规范（norms）理论,从心理角度和翻译规范的主观性两方面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守规以及规范的宽容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再论译者主体性

目前译者主体性成为国内外翻译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在谈论翻译主体性的时候,却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认识上还存在歧义。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以及翻译主体间性等问题,是为了强调译者主体性研究赋予译者的启示,以推动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译者应增强译者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完善译者的职业素养。“译德”、“译道”、“译感”、“译功”以及广博的文化知识是译者主体性得以真正实现和译者主观能动性得以真正发挥的必备条件。     

翻译与治理：贞观时期的国家翻译实践

国家翻译实践古已有之，其表现形态、实施模式和治理之用在不同政治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特征。唐代的译史、译述、译论表明，贞观时期许多有重大影响的对内、对外翻译事件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特征，国家是翻译活动的主体，通过翻译机构国家化、资源配备集约化、翻译流程协同化、译者身份制度化、翻译产品经典化五种手段，把翻译上升为国家行为，发挥其维护皇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国家形象的治理功能。贞观时期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这一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特征和功能进行考察，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制度化翻译与翻译治理的形态和模式，可为当今国家实施翻译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方案。     

译者认知框架下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间沟通的桥梁,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翻译过程中,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举足轻重。该文试图从译者的认知模式着手,通过对译者信息处理模式的介绍,探讨译者方面引起的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译者认知框架下翻译的可译性

译者作为两种不同语言间沟通的桥梁，将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联系在一起。翻译过程中，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因素对译文的影响举足轻重。该文试图从译者的认知模式着手，通过对译者信息处理模式的介绍，探讨译者方面引起的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历史探赜——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

晚明的科技翻译是我国系统地翻译西方科技的肇始，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西学翻译高潮。以徐光启的科技翻译为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从国家翻译实践的视角来审视其科技翻译实践。晚明时期，内部社会的变革和外部科技的发展是晚明国家翻译实践产生的两大背景。翻译学术群体的形成和中外译者之间的合作，保障了晚明国家翻译实践得以实施。徐光启的科技翻译活动具有国家翻译实践的典型特征，这一翻译实践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旨在维护国家利益并促进国家的振兴与发展。本文通过以徐光启科技翻译为中心的历史探赜，探究与阐释晚明国家翻译实践的主要特征、核心内容和重要历史意义。     

张谷若翻译思想探微

张谷若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学者,被西方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成为译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译者的主体性并非指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随意发挥,译者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以翻译的主体间性为视角,浅析了张谷若的翻译思想。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