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学化的贡献

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的传入与确立、具体的史学观念的变化以及史学方法的更新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 ,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他们所倡导的进化史观、客观的治史态度、广泛的史料范围和严谨的治史方法在奠定我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新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兼论新史学的权势网络及治史形态

罗家伦、蒋廷黻在留美时代就已初步形成科学的史学的基本观念,回国后分别在东南大学和南开大学通过中国近代史研究来推动新史学在中国扎根和成长;二人聚首清华联手缔造新史学的策源地。蒋廷黻在其任内正式建成了世界级史学团队,这一团队不仅完成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而且以一批实力派学人,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此进程中,其学术形态也经历了繁覆的嬗变。此学术共同体的演进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成长的典型缩影,亦高度浓缩了同期中国政治文化生态的蜕变。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份代表性成果。该书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巨大影响又束缚了鲁迅之后的中国小说史家。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客观地思考鲁迅成就的一体两面。《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与缺陷俱在，这些连同它们的意义，将在此一并给出。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以组织发展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只有与各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才能锻造适合本国要求的强大政党。梳理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党员发展程序,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相统一的党员标准,使得组织发展更加贴近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复杂性,使得中共走出了一条既重视质量,又重视数量的党员发展道路。中共通过自身发展壮大的事实,最好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力量所在,而寻找组织创新的发展脉络与成功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张闻天的史学思想——以《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为例

延安时期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史,其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采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分析法和历史比较法来阐述革命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充分发挥了史学的致用功能,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鲁迅中国小说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

<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份代表性成果.该书为中国古典小说正名添价,是第一部中国小说史.它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很大.但同时具反讽意味的是,这种巨大影响又束缚了鲁迅之后的中国小说史家.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客观地思考鲁迅成就的一体两面.<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与缺陷俱在,这些连同它们的意义,将在此一并给出.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进程为中心

作为推进世界革命的组织栽体,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进行了批判。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及其理论的批判,对东方国家共产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对东方国家共产党避免改良主义的影响,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浓厚的欧洲民族色彩和“左”的空想成分,这对东方国家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造成了不利影响。探析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主义的认知态度及其历史影响,有利于从源头上厘清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经验教训。     

破解之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史学碎片化省思

史学碎片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治史者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观察历史现象、研究史学问题,而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因素又为碎片化研究提供了发展契机。史学碎片化的实质就是以碎片代替整体,没有处理好研究对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其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以零碎史料为中心的研究、以细碎个案为中心的研究、以表面现象为中心的研究、脱离整体的部分研究等。欲要跳脱出史学“碎片化”的泥沼,人们需要运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思维,以提高自身的历史认识论,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论。只有当治史者切实做到运用联系、发展、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谋思路,他们方有可能真正成为高屋建瓴、见微知著、疏通知远式的历史学家。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与风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八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具有明显的理论倾向;它以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遗产为基础,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同时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品格,能够不断增强与发展自己。     

对美国教育史学早期发展的再审视

当前学界对美国教育史学的早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美国教育史学萌芽于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书写之中,在经历了殖民地时期的基督教历史写作、建国初期的民族主义历史写作之后,美国教育的历史写作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以宽泛的文明叙事为主流的“辉格派”历史写作风格。但在19世纪晚期德国历史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在美国历史学科学化和美国教师教育专业化的两股浪潮之中,产生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两条路径：一条路径杂糅了德国历史主义,继续沿着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文明叙事道路前进;而另一条则开启了美国教育史写作的教科书模式,这虽然反映了教师教育专业化对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编写的迫切需要,但导致了美国教育史学中的工具主义,是对美国教育史写作传统的反叛。这一反叛在20世纪50—60年代职业史学家的系统反思之后被抛弃,“温和修正派”对历史写作的实用主义的批评使得美国教育史学重回宽泛的文明叙事形态,同时正式完成美国教育史学的专业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与封建史学、资本主义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长期引领中国史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尽管在这一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危机,也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但成就是巨大的,始终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面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独立自信的史学观念,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厘清唯物史观重要概念和问题,注重重大理论建构,开拓宏观视野,多关照现实问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述略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恩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壮大,其成就如何,其命运又将怎样,尤其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不仅是中国学人所重视的问题,同样也为美国学人所关注。美国学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亦有近半个世纪。在这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学人不仅致力于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概况,还着力于探讨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农民战争问题理论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观。对于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建设的我们而言,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其价值的正视褒扬以及对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究中国历史的评论,不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我国表现性评价研究20年:问题与反思

以CNKI数据库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8-2021年发表的1163篇表现性评价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了我国表现性评价研究的热点及问题.近2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表现性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演进历程研究、概念研究、设计研究和应用研究四个方面.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研究者对表现性评价实施中的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对表现性评价标准研究不足,忽视质性研究方法在表现性评价中的价值等问题.促进表现性评价更好地为学生发展服务,应该通过以下途径:组建复合型研究团队,加强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合作研究;推进表现性评价标准的研制,引导一线教师科学运用表现性评价;重视质性研究方法在表现性评价研究中的运用,增强研究结果的科学性等.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近20年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后现代史学作为"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开始"在中国历史学家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惠顾",但随着后现代史学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进入新世纪以后,有关后现代史学的探讨逐渐显现沛然莫之能御之势.专题论文研究、系统的专书研究、大量西方后现代史学著作的迻译是后现代史学输入的三个层面.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解构和重构两重意义,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对中国历史研究影响的加深."新社会史"的方兴未艾,标志着在世界史学大合唱中,中国史学已经在担任着一个声部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