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机制

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是慈善事业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信息披露机制是慈善组织与民众建立信任关系的渠道,也是民众、政府监督慈善组织运行的手段。清代慈善组织的信息是通过征信录披露的。清代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机制包括三个部分:信息生成制度、信息披露方式、信息披露原则。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信息公开的对象是民众、政府、其他管理者以及神灵。而征信录的编制和传送,在当时客观上形成了一个由内部监管、民众监管、政府监管、神的监管共同组成的慈善事业监管体系,这一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清代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与信任机制的建立,促进了慈善事业的繁荣。     

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传承优良传统美德 弘扬巴蜀慈善文化——《百年慈善机构成都慈惠堂档案资料汇编》前言

民国时期成都的慈善团体数量很多,但规模最大、最为有名的是成都慈惠堂。成都市档案馆现存成都慈惠堂1891-1952年档案共535卷,涉及到清代的主要为慈惠堂的房契、地契,数量较少,大部分档案是民国年间的,尤其集中在民国中晚期。《百年慈善机构成都慈惠堂档案资料汇编》采用"组织机构—问题—年度"的方法进行编排,共分十章,为学界研究成都慈善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民国初期民法的"新""旧"冲突与调适——以制定法为中心

民国初期,《大清现行刑律》民事有效部分与以《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为代表的一批单行法规构成了民事制定法的基础。《大清现行刑律》在本质上属于封建法典,与民国初期迅速发展的近代商品经济和社会民主思潮难以契合,需要加以改造和更新。为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民国初期司法机关以司法行政命令等形式颁行了部分单行法规,在一定程度弥补了《大清现行刑律》的不足。民国初期民事制定法新旧并存的特点明显,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过渡性社会特征。     

民国江西慈善总会史事考

民国江西慈善总会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慈善团体之一。自民初成立以来,对于地方公益及自然灾害救济,无不尽力为之。1932年改组后,又受省政府委托,协助管理省区救济院、平民习艺所等社会救济机构。在艰难时局之下竭力维持,取得较好的成效。该会虽胎始于传统慈善组织,但逐渐建立起了现代社团的运营机制,是中国传统慈善组织成功实现近代转型的案例之一。     

论《慈善法》的理解与完善建议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通过的《慈善法》,有必要全面、深入理解其内容,澄清模糊认识,完善缺陷和不足.针对《慈善法》在慈善含义、慈善信托、慈善信息公开、慈善服务、慈善组织投资、慈善税收、国际慈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应当对《慈善法》予以修订或通过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等加以完善,使慈善法形成一个完整、有序、严谨、可行的法律体系.     

《天鉴录》与《闵忠录》

《天鉴录》与《闵忠录》在《山东通志·艺文志》中著录有李希佐编《天鉴录》（又名《鉴忠录》，一卷）及李仲华编《闵忠录》（四卷）二书，它们辑录了李毓昌查账时被贪官暗害前后的有关事实和文件。李毓昌，字皋言，即墨县（今即墨市）人。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进士...     

微发布

社会组织首次纳入信息公开范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工作要点指出,今年重点推进行政权力清单、财政资金、公共服务、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等9大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工作要点还首次要求推进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信息公开。包括制定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建立行政审批前置服务项目信息公开制度,推动慈善组织信息公开。     

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

世界红卍字会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慈善团体.它"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奉行"不涉党派,不谈政治"之慈善理念,在灾害频仍、战乱不已的民国社会,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慈善事业,使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得受其惠,并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用影响.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论“左岸派”对“艺术电影”的贡献

"左岸派"电影在世界观、作者电影的纯粹性、心理领域和新型的观众理论等方面都有独特的探索,为艺术电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乞讨权”宪法迷思的破解

乞讨权并非是一种宪法意义上类型化的权利,却可以被宪法意义上的一般行动自由所吸纳.由于宪法意义上的一般行动自由不是一种客观秩序,故包括乞讨在内的行动自由不受国家积极义务的保障.而任何自由包括法律上的自由均伴随着某种界限,故乞讨行为是一种不得随意限制同时又是不能不予以谨慎对待的自由.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由“起”到“起来”——趋向动词“起来”的语法化

趋向动词“起来”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南朝宋开始,经过唐宋元明清逐渐成为现代汉语中表示动词或形容词时体的重要标记。“起来”语法化的过程是一个实词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起来”与其它语言单位的组合不断变化的过程。     

“底线竞争”抑或“上限竞争”——以美国公司法制度的竞争为视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为了吸引公司注册,在公司法上展开了竞争。这种竞争是"底线竞争"("向下的竞争")抑或"上限竞争"("向上的竞争")一直存在着争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关键是要看在公司法的基本矛盾中应当如何取向:一方面,基于平等的主张,保护包括小股东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防止内部人控制;另一方面,基于效率的主张,促进公司管理者更为便利地行使权力,保证公司创造社会财富。法律的目标在于强调哪个方面?联邦化,抑或地方化?股东保护,抑或包括管理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保护?等等。这实质上是法律理念的一个矛盾。     

开拓西游学新领域 探寻其中深隐意蕴——评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

本文对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著作<〈西游记〉的秘密(外二种)>进行了评论.     

《西游记》寓意的人学解读

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无疑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它通过孙悟空形象的塑造直接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人进行了哲学思考。从中可以发现,小说文本既与陆王心学有某种联系,又不尽如前人所论是一部所谓"收放心"之作。孙悟空的诞生及其与生俱来的带有原始野性特征的个性自由精神,实际上就是人类童蒙时代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形象化体现。作者在肯定人类这种个性自由精神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对文明社会秩序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因而在以"普渡众生"为目标的取经事业中,让孙悟空完成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超越,成了正果,即实现了自我完善,实现了人的价值———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而这也正是作者本人心路历程的对象化。     

求"守中"而致"极高明"

通过对庄子“材与不材”的解读,认识到道家的“守中”与儒家的“中庸”虽然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在价值取向上的不同,二者最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看似相同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绝对的不可调和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