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苦闷”——再论鲁迅与厨川白村

经鲁迅的译介,日本近代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中国赢得了近百年的读者。然而遗憾的是,直至今日,我们似乎并没能真正理解这位文艺批评家的精神实质———甚至鲁迅眼中的厨川白村形象都值得再商榷。如何才能还原出一个真实、完整、立体的厨川白村形象,并以此为基础去重新审视中国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厨川白村阅读的虚与实,已成不可再拖待之急务。尤其对鲁迅接受厨川白村的全过程及内涵,须予以全新的论证。     

《野草》与厨川白村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这期间,鲁迅翻译了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鲁迅的《野草》深深地受到了厨川白村这两部著作的影响。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论日本戏剧对田汉的影响

田汉的戏剧创作、戏剧理论和所从事的戏剧运动,都有日本戏剧及文艺思潮的重要影响。田汉的戏剧形式得益于秋田雨雀、菊池宽等剧作家。田汉所推崇的"新浪漫主义"戏剧理论则源于厨川白村,表现了"灵的极致"与"人类之爱"。田汉所从事的戏剧运动,则受到了坪内逍遥领导的文艺协会的影响。     

周氏兄弟的散文诗--以波特来尔的影响为中心

《小河》是代表五四时期的散文诗。周作人仿照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来尔的散文诗《巴黎的忧郁》而创造出它的体式。中国散文诗从诞生以来就有象征色彩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强调象征的作用也即此意思。周氏兄弟经过厨川白村的介绍而接受波特来尔的影响。在《鲁迅日记》及《周作人日记》里可以找到证据。特别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养病之后,思想大有转变,阅读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日本《改造》月刊1921年1月发表的初稿）之后,对于“颓废派”深有同感,系统地译介波特来尔的散文诗。最有代表性的《窗》是厨川在他自己著作里着重介绍的一篇。这篇散文诗先有周作人的翻译（1921年）,后来鲁迅也有翻译（1924年）。通过兄弟的译文分析,可以证明周作人借用鲁迅收藏的德文版《波特来尔全集》,而且可能是在鲁迅的帮助之下翻译的。从此可以证明鲁迅很早就接触过厨川白村、波特来尔,却因某种原因一直避讳,到了1924年才接受的。     

鲁迅前期美学思想与厨川白村

一鲁迅前期美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他对近代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有过浓厚的兴趣。一九二四年二月四日,厨川白村的文艺美学论著《苦闷的象征》在日本出版。四月八日,鲁迅从北京东亚公司买到这本书,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到十月十日,不用二十天就译完了,同年十二月出版。一九二五年一月下旬又开始译厨川另一本文艺论著《出了象牙之塔》,     

《野草》——奇崛诡异的一部梦书

《野草》是独语体的散文,是鲁迅孤独的个体存在凝练升华出的鲁迅哲学,显示鲁迅深刻、奇异的内心世界。鲁迅创作《野草》几乎与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同步,他创作《野草》时可能受了厨川白村文艺观及弗洛伊德梦理论的影响,捕捉自我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直觉、情绪,借鉴其理论来创作。压抑苦闷的生活激发了鲁迅的创作灵感,并在作品创作的意象中无意识地流露出鲁迅内心的真实感受。     

田汉早期文艺思想初探

本质:苦闷的象征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田汉对艺术理论问题的思考显然先于他的创作。因为,当他违悖恩舅的意愿弃政从艺,立志做中国的易卜生时,这一痛苦而重大的抉择实际上便使他不得不估衡和确证自己终生事业之价值。这一抉择首先所面临的问题是艺术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厨川白村等给了田汉以重大影响。留学日本期间,田汉曾与厨川氏与松浦一等有过较多的交往,从他们的著作中接受了文艺的本质是苦闷的象征的阐释。     

再说《野草》“外典”

<正>读《野草》,会不断发现其文本深处有鲁迅对外国文学暨非文学作品直接间接、或显或隐的译介或改作,与作者直抒胸臆自铸伟词的内容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内涵于《野草》的鲁迅本人之译介,大致完成于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1924、1925年接连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之间。     

是"忏悔"还是怨恨--谈《风筝》的创作真意

从<我的兄弟>和<风筝>的文本异同中可探究<风筝>的创作真意,并联系兄弟失和一事以及厨川白村理论对鲁迅的影响,可以看出<风筝>的真意其实并非如李天明所说鲁迅对兄弟的"忏悔",而是曲折表达了他对周作人的怨恨之情.     

《关汉卿》与田汉体剧作的主体风格

"田汉体风格"大体上是指"波希米亚式流浪、漂泊的罗曼司"。无论是剧本的构思特色、主体风格还是具体的创作手段,田汉后期剧作的巅峰之作《关汉卿》都典型地体现了田汉体戏剧的艺术风格。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高野圣僧》与《雪国》的比较研究

泉镜花和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高野圣僧》与《雪国》都以“情趣与虚幻美”这种表现手法成功地展示了日本的传统之美。这是浓缩了近代表现形式和效果的“日本式”创作手法。泉镜花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开创者,而川端则赋予了其川端式的表现内涵。“典雅、悲凉和幽玄”是二者的表现共性。同时,与“神秘、怪诞”的“镜花式”的表现特性相比,川端的“梦幻天堂”中潜藏的则是“虚无”的基调。二者以此丰富并影响了日本文学。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现代作家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心理学专著。1924年初版于日本,不久,由鲁迅、丰子恺相继译成中文。成为当时翻译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文艺心理学著作。本书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生命力受压抑而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批评框架与理论资源:胡风左翼文学批评再认识(一)

胡风批评理论建立在"三根理论支柱"之上,汲取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的理论资源,又受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启示;同时,又是在与"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自然主义"倾向的对立和斗争中形成的,建立在对左翼文学创作的切实感受与认识之上,是通过他的左翼文学批评发展起来的。     

“日本桥”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观

日本的文学思潮观形成于对欧洲文学思潮的译介,厨川白村最早进行欧洲文学思潮史的系统研究并明确阐述了自己的文学思潮观,成了后来日、中研究者仿效的主要范例。受厨川白村影响,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是中国人研究欧洲文学思潮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后,康有为、陈独秀、徐悲鸿以及文学研究会均受到日本影响。中国的艺术思潮研究走了一条与日本近似而且联系紧密的道路,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依赖于“日本桥”的中介。     

析胡风“精神奴役的创伤”

胡风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人民"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由此,"精神奴役的创伤"成为胡风文艺思想的一个关键命题。该命题的题材来源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不过胡风将厨川白村的"创造生活的欲求和强制压力之间的冲突"转换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解放欲求与封建主义的安命精神之间的冲突",从而转向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文艺美学的维度。而关于文艺在治疗创伤、救赎自我的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上,胡风将作家譬喻为"施洗约翰",其任务在于通过艺术批判社会痼疾、唤醒群众,为政治的解放实践开道。而人民的血与火的政治实践,就是艺术之解放目的的真正完成,是一首真正的抒情诗。     

从审美取向看厨川白村文艺观的价值认同

厨川白村的文艺观在中国颇受推崇但在日本却遭致冷落,反差如此之大乃文化语境相异的文学的不同审美取向所致。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既悖逆日本文学传统,也背离大正文坛趋同的审美取向,从而注定它在日本不可能获得响应和引起共鸣。     

从《革命与文学》看郭沫若的文学思想

一、革命文学的定义革命文学在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几个层次:(1)是受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1880—1923)《近代文学十讲》(1912,书名中译作《西洋近代文艺思潮》)等的“文学进化论”影响,认为科学的进化,带来思潮的变迁,文学则反映或表现了这种“时代精神”,郭沫若(1892—1978)的《革命与文学》(1926)可为代表;(2)是托洛斯基(L.D.Trotsky,1979—1940)的观点,托洛斯基在1923年出版的《文学与革命》一书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要靠军队,不然工人阶级就完蛋了,更不用奢谈思想和文化问题;另外,他又认为革命时期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