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试论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

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是在他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的。"人权"和"科学"两面大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也构成了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主线;"主权在民"的"惟民主义"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之宪政国家是陈独秀早期宪政思想追求的目标。     

“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伴随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其独特之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生成与发展同时、同步、同向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这既是一种时代的选择,也是女性解放的内在要求。“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亟须正本清源,进行价值重估,其不仅是与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和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产物,也带有鲜明的传统性别文化印记。女性文学研究中的“‘性别压抑’说”与西方身份政治思维有关,在身份政治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愈发显示出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     

鲍桑葵的自由观及其宪政意义

鲍桑葵在关于国家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的消极概念和积极概念,并且通过两种自由的关系集中表述了其以消极自由为基础、通过积极自由完善消极自由的自由观。鲍桑葵的自由观决定了他的国家理念和宪政设计。鲍桑葵把国家视为“我们生活的飞轮”、“一个有效的生活概念”,与这种国家观相匹配的宪政制度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小政府”,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大政府”,而是国家和社会双重权力结构的“自治制度”。     

论五四前后陈独秀的宪政思想

宪政思想是陈独秀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前陈独秀的宪政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由民主主义色彩,在理论上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说为依据,在现实中以欧美发达国家为蓝本,民主、人权、法治构成其宪政思想的三大基石。五四后伴随着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宪政制度,以此希望建构真正体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立劳工专政的劳动阶级国家、实行民治,是其这一时期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近代中国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和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情,既促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升华,也造成了陈独秀宪政思想的局限。     

基督教的“善与正义一元论”与世俗政治之“正义”——与沈阳先生商榷

沈阳先生在“基督教正义一元论的实现”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虽然可以理解．不无积极意义，但有三个大的方面仍然值得商榷：一、基督教教义与宪政理论虽然在逻辑上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由此把两者用线性因果关系捆绑在一起。以基督教教义去证成宪政政治正当性、真理性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二、基督教及其教会组织对此岸世界宪政政治实现的促进，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有利于权力得到有效制约的政治文化环境，而不是它直接卷入现实政治、积极去从事激进政治运动：三、究政政治体现的正义是一种动态生成的、底线性的和“消极被动”执行的世俗正义，它和由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教义规定的，带有真理性的“普遍秩序”与“普遍价值”是很不一样的。     

“五四”后期陈独秀的思想立场与哲学观

“五四”后期 ,陈独秀由渴求法律言论自由、崇尚基督耶稣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转化为宣传民主科学、主张劳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理清陈独秀由“五四”思想文化启蒙与创新转向政治理想建设与传播的基本线索 ,对深入“五四”时期思想史研究 ,大有裨益     

试论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民主观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同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在推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本文只就五四运动前陈独秀的民主观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五四前夕的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他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和其他思想家     

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基督教的复杂态度

五四前陈独秀对于基督教的态度大致呈现出如下倾向:首先,他在反对孔教的视野中肯定基督教存在的合理性,否定独尊孔教的言论。其次,他对于宗教悉怀尊敬之心,将宗教与迷信作了区别。再次,他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提出以科学代宗教的观点。五四以后,陈独秀一方面赞同非基督教运动,一方面提倡将耶稣的人格感情来拯救民族。在非基督教过程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教会截然分开的,呈现出强烈了民族主义色彩;在赞同基督人格与精神中,陈独秀是将基督教文化当作拯救民族的西方文化资源看待的。在陈独秀对于基督教文化的复杂态度中,可以明显看出陈独秀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民族意识。     

毛泽东“三三制”思想研究

毛泽东“三三制”思想研究王永祥“三三制”思想．是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上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思想的形成突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的发展与日渐成熟。“三三制”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具有鲜明中国持色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观...     

“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政策

“大一统”思想是古代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制一直秉承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共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思想内含的民族因素使得中央政府在坚持华戎同轨的思想基础上,又推行了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于维持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观视阈下的“中华民族”百年学术建构史

梳理马克思、恩格斯散见于其德文、英文著作中的“民族”字眼,可以发现其民族观揭示了古代民族、现代民族两条形成路线,都经历了“部族”阶段,并且分别以建立古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为各自发展的高级形态。这就与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强调“现代”这一时代定位有了出入,从而为拓展其适用性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梁启超1905年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国家主义创造,还是顾颉刚1939年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论证,很多论述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观暗合。费孝通1939年运用“族团”(ethnic union)概念与顾颉刚进行商榷,难说构成民族对等意义上的学术对话,其1988年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阐发,则更多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中国化实践智慧的总结,但其核心概念“民族集团”的使用比较随意,也缺乏定性分析,这都源于其始终没有认识到乃师史禄国英文写作中运用的ethnos实际上是希腊语ενοs的拉丁转写。“中华民族”在梁启超、顾颉刚看来就是属于文化族类而非种族、氏族、部族的“汉族”或“汉人”。只有以马克思民族观为基本规范,才能解决政治学、民族史学科分割带来的认识局限问题,从历史的镜像看到清末民初民族关系结构变革的历史真相,进而建立“一族多线”的中华民族国家观。     

崇西和用西:陈独秀与杜威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崇西"倾向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崇西"时"用西"。因为"崇西",陈独秀接受了杜威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思想;由于开始倾向于"直接行动"、国民参与、大众民主、社会革命,因此他吸纳杜威思想时又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而陈独秀并未意识到这一吸纳方式可能产生的根本理念上的内在冲突。晚年陈独秀回归民主立场后,他的思维原则与杜威实用主义有许多暗合之处。     

1815年～1830年英国报业挑战法律枷锁的斗争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 ,英国民众激进主义蓬勃发展 ,政府将其归咎于报刊尤其是激进报刊的发展 ,对激进报刊发起了进攻 ,出炉了臭名昭著的《六项法令》 ,效忠性组织如“宪政协会”等对激进报人进行了大力打击。但是 ,激进报人并没有为此吓倒 ,他们利用法律漏洞规避印花税 ,以小册子形式发行报刊 ,且不顾政府禁令坚持销售传播激进小册子。他们的斗争使报刊获得了自由批判教会和国家体制的权利 ,套在出版事业身上的法律枷锁最终被打破。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梦”的探索及其启示

“中国梦”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不已的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为寻找“中国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走上救国救民的寻梦之路,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由国家之梦、民族之梦、人民之梦三部分组成,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实现人民的自由解放。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终身反对派”陈独秀的一生波澜起伏 ,在２０世纪中国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 ,大力倡导白话文 ,反对文言文 ,主张推倒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文化 ,建立与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有人称他是“三千年来第一人” ,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担任了七年党的领袖 ,直接领导了“五卅运动”等一系列工人运动 ,实现了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 ,为幼年的共产党发展赢得了空间。他被自己亲手创立的党开除 ,但他反蒋、反日的立场没有动摇过。即使在狱中他…     

“三足鼎立”与文化整合——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回眸

回顾 1 9世纪中叶至 2 0世纪初叶中国之“文化———意识形态”的变迁 ,陈独秀曾说过 :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这三次救亡运动“皆虎头蛇尾 ,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 ;其大部分 ,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 ,莫不黑幕层张 ,垢污深积 ,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 1〕陈独秀对“五四”之前近代救亡运动失误的抨击并不为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激进的反封建口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和精神革命的运动 ,其结果促成了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 ,造成了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