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现代汉语诗歌的本体维度——论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的诗学意义

<正> 厚达700多页的《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以下简称《演变》)不能说是王光明学术历程的总结之作,但绝对是他学术生命中的一次颠峰体验。在重述中国现代诗歌的百年历程、在辨析“现代经验”、“现代汉语”、“诗歌本体要求”三者互动关系的诗性言说之中,王光明尝试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汉诗”的诗歌本体话语的建构。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中西文化研究系列之三──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

思孟学派是否存在，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荀子第一个将思孟联系起来看作一个思想传承系统。荀子既批评思孟“五行”的内容，又肯定思孟五行（仁义礼智圣）诸德的意义，其深层的理论结构是一个天人关系或性与天道的问题。恰在此点上思孟与荀学存在着尖锐对立。《庸》、《孟》从本体论意义上言天人合一，赋天道以价值本原的意义。荀子则言“圣人不求知天”，圣知人道（礼义之统）。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实即以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这样，在思孟的著作中，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出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这证明荀子的批评是有事实根据的，思孟学派的存在是于史有征的。     

思的危险与思者的迷途——论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纯粹之思”的批评

不论阿伦特早期的行动理论还是其晚期的判断理论,她对海德格尔的“纯粹之思”都抱有一种委婉的讽刺和批评的态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那里,阿伦特看到了一种纯粹之思的潜在危险,这种纯粹之思隔绝了自我与同伴、与世界的关联,模糊了公共领域,用思想吸收了行动,用思者替代了公民;另一方面,这种纯粹之思抛弃了人类的共通感和对他者的理解,用决断替代了判断,用思者替代了“旁观者”.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纯粹之思”最终摧毁了一个可以触知的、实质的和潜在的自由领域,使孤独的自我迷失在思想的迷宫之中.可以说,在阿伦特思想的基本面上,海德格尔不仅是其政治思想之发生的潜在“奠基者”,也是一个需要被“清算”和批评的对象.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屈原诗歌的楚文化情结及其生成原因新探

在先秦文学中,屈原诗歌具有迥异于《诗三百》及其所属的儒家“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中曾批评屈诗中多有所谓“诡异之词”、“谲怪之谈”、“狷狭之志”。鲁迅也评论道:“较之《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 为什么屈原诗歌中会有这种特殊风格呢?一种通行的解释是:这主要因为屈原所属     

韩愈天命观的文学意义及其对诗学思想的影响

韩愈虽然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关于天命问题的系统理论，但他着重从“天人相仇”的角度充分说明了人类怨天情绪产生的现实根源，为文人诗家抒写因人生坎坷而引发的愤懑之思提供了独特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韩愈的不少诗歌作品在抒发感激怨怼之气的同时，往往诉及上天，从而强化了其作品的情感力量和批评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力度，并且深刻地影响着韩愈诗学审美思想的形成，改变其观察社会、审视自然的眼光和心态，改变了历来诗家重在刻画自然之美的创作传统。     

茅盾前期文学批评观的转型与作家论的视角

本文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现代作家论的代表性批评家茅盾的前期文学批评观的发展和转型,以及这种发展和转型对于建立他的文学批评本体观念的作用,进而研究了茅盾批评本体论在作家论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史论”的笔法;“史论”笔法奠定了茅盾作家论的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评价尺度,从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了一定的地位。     

气之清浊各有体——中日古代语言文学与文论中"气"概念的关联与差异

日本的“氢”字不仅仅是对中国之“氨”的简化,它也包含着对中国之“气”在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系列混乱现象的整理与超越意识。日本之“气”有“け（ke）”和“き（ki）”两种发音,代表了对中国之“气”理解与接受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け（ke）”表现的是古代日本人对中国之气的抽象性内涵的接受惶惑;“き（ki）”则将中国之“气”这→宇宙天地人生的本体概念,具象化为人生化、情绪化的具有描述与形容功能的词,并衍生出数量上远远超过汉语的“气”字词组。从语义的角度看,中国之“气”经历了四个发展演进的阶段：有形的云气之气（天气）→抽象的元气（宇宙本原之气）→人之气→文之气;日本之“气”则有“云气之气→可感知的神灵之气→人之气”三个阶段,它解构了中国之“气”的抽象化、本体论的性质,但未能实现从“天气”、“人气”向“文气”的延伸与转换。因而,与中国古典文论“以气论文”的“文气”论的深厚传统有所不同,“气”在日本文论中使用较少,且概念化程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