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方东树《昭昧詹言》的诗歌鉴赏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安徽桐城人,他是姚鼐的学生,与梅曾亮,管同、姚莹合称“姚门四弟子”,是桐城派继续发展时期的骨干成员。《昭昧詹言》(以下简称(《詹言》),大约写于1839年。初刊于光绪年间,_收在《桐城方植之先生遗书》内,光绪十七年重刊,分卷与初刻本相同,以后续刻的几种版本有所增益。一九六二年     

太平天国的兵法

甲总说太平天国攻战守备诸法,金田起义时,就使清军将帅吃惊。钦差大臣赛尚阿大营翼长姚莹一面狂吠为:“诡计百出”,同时又不能不低头承认是:“诚善用兵者”。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也向赛尚阿报告说:“凶悍诡诈,久历戎行者不独未见,并所未闻。外火器营每次俱有出兵之人,常闻讲论川楚、金川,未似如此”。《孙子》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太平天国兵法,就是掌握了这个战争规律,     

何秋涛《朔方备乘》的史学价值与影响

雅片战争之后，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出现了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和《海国图志》、《康■纪行》、《海国四说》、《瀛环志略》等一批颇有价值与影响的史地著作。开拓了士林阶层的一代新风，在中国近近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何秋涛编撰的史地巨著《朔方备乘》，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一何秋涛（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史载何“少负异禀，过目成诵”。“披天下舆图，能历举府厅州县名，默数其四境所至”。①1843年（道光廿二年）举于乡，逾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之职，1853…     

简评《姚莹年谱》

学术界认为,清代道、咸之际,经世实学盛行,一扫乾嘉年间“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颓靡学风,成为从乾嘉汉学走向近代新学的“桥梁”,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类似植物嫁接的“砖木”作用。〔1〕经世实学主要代表人物中,除龚自珍、魏源等之外,皖籍人物星汉灿烂,尤数姚莹、包世臣等。然而,多年来学术界对于经世派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龚、魏,对于在此前后以桐城派为代表的皖籍人物研究关注不够,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甚至没有出现过一本专门的学术著作(建国50余年以来,共有学术论文40余篇,仅见2部学术著作,而且都只局限于姚莹诗词创作领域的研究)。安徽…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

姚莹(1785年～1852年),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如。安徽桐城人。嘉庆进士。姚莹一生为官四十余年,初任平和、龙溪知县,后调台湾署海防,噶玛兰同知,累迁两淮监掣同知、护盐运使。道光十八年,擢台湾兵备道。道光二十一年秋,与台湾总兵达洪阿一起抵抗英军的侵犯,取得了很大胜利。鸦片战争议和成,姚莹被总督怡良诬以妄杀敌俘,逮问。后以同知直隶州发往四川效用。咸丰初,任广西按察使,命参大学士赛尚阿军事,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喋血饮恨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风雨飘摇的中…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经世致用思潮

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使经世致用成为笼罩中国的时代思潮。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以姚莹、方东树、梅曾亮、刘开、管同等为代表的姚门弟子在鸦片战争前后并非一味“鼓吹休明”、“清真雅正”,而是发扬了桐城派的经世传统,在社会大变局中转向应变求新、经世致用的探索,顺应了经世致用的时代思潮。     

论《瀛环志略》的特色

徐继畲(1795～1873),是鸦片战争期间正在福建处理“夷务”的远疆大臣,其任内“偶然而成”的十卷《瀛环志略》则具备了鲜明的觅新知于域外的理性精神,其书从著述初衷到渗透全书的某种冷静的主观意绪,都大大区别于同时代的同类著述,堪称“开眼看世界”思潮中独特异常的文化标本。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对域外世界的认识一直带着“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徒侈张中华,未睹环瀛之大”的文化优胜感与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因此,当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昔日不足称道的蛮夷竟然在中国土地上横冲直撞时,中国人“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的复杂心态,去考究外洋的舆地。姚莹谈其著述《英吉利地     

姚莹述论

<正> 姚莹和林则徐同年,但比林多活了三年.两人官阶不同而生活经历性质却大致相同.他们对内热心于改革弊政,对外坚决禁烟,反对侵略.然“二臣者,皆不竟其用”.过去对于林则徐的功绩,表彰称颂,论者已多.对姚莹在台湾抗英的战绩及所受冤狱和他的著述,重作论评,笔者认为同样具有弘扬爱国主义的意义.     

论姚门四杰

梅曾亮(1786——1856)、管同(1780——1831)、方东树(1772——1851)、姚莹(1875——1852),是姚鼐门下四个“高第弟子”,人称“姚门四杰”。他们主要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后,所以,“姚门四杰”也可视作近代桐城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他们四人,尽管也都高举“程朱义理”的旗号,但究其言行之实质,并不都与当时社会变     

姚莹《康輶纪行》述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强了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引起了人们对祖国边疆的高度关注。姚莹的《康輶纪行》是其贬官四川后为解决藏僧纠纷两次奉使乍雅途中的札记汇编而成,以全面介绍藏族考及藏外印度、尼泊尔以及英、俄等国情况为基本内容,对西南地区边疆形势进行了考察,揭露了英国侵略者对西藏的觊觎,为加强祖国西南边防提供了有益借鉴。     

《大学》中的理财思想

《礼记》的《大学》篇相传为曾参所作。宋代儒者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大学》提出了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直到“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环决定一环,一环制约一环的内圣外王的事功链条。《大学》篇幅不长,但论述财政、经济的地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宋会要辑稿》大晟府史料系年订误

《宋会要辑稿》是大晟府研究最为可靠的原始史料,但错误亦较繁夥。如其《乐》三之二六、二七、二八及邓洵武《诸生习乐乞行按试奏》后两道诏书中的“大观二年”当为“政和三年”,《乐》三之二五、二六中的“崇宁五年”当为“大观三年”,《乐》四之一中的“大观六年”当为“政和六年”,《食货》四三之一二中的“宣和七年”当为“政和七年”。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诗》《易》书法与《大雅·凫鹥》首句解读

《诗经·大雅·凫鹥》首句“泾”字,传本《郑笺》谓“水名”.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该“泾”字与篇中“沙、渚、潨、亹一例”,今本《郑笺》“水名”为“水中”之误.本文依《诗经》及《周易》的书法体例,证实段说不误.或据误本《笺》语谓“泾为豳地之川,公刘国豳,故即所见以入咏”,断《凫鹥》为公刘时诗,恐难为的论.     

论“六艺”与“六经”

“六艺”、“六经”习见于我国古代丈献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指六部儒家经典。其实,先秦只有五经,并无《乐经》,后人说《乐经》毁于秦始皇焚书,只是主观揣测,并无文献根据。汉人所谓“六艺”,原本仅指孔子为教学而开设并为儒门历代传习的六种课程。孔子授课只有《诗》、《书》、《易经》三部古代文献;他讲授礼、乐主要是根据《诗》、《书》,而《春秋》则是他唯一的手编教材。“六经”为“六艺”之尊称,“六经”之“经”,是常道、常法之义,与“五经”之“经”的义蕴有别。     

“无己”与“逍遥”——析宣颖《南华经解》对《庄子》主旨的理解

宣颖在《南华经解》一书中,视《庄子》为一个思想的整体。他将《庄子》的宗旨归结为“无己”,认为《庄子》通篇都是为了论说“无己”这个意思,《齐物论》中的“丧我”、《人间世》中的“心斋”以及《大宗师》中的“坐忘”本质上都与“无己”意义相通。     

船山历史哲学之一斑——对王船山《搔首问》的解读

王船山一生著述丰厚,集中体现其治学宗旨的是其历史哲学著作：《黄书》《噩梦》《宋论》《读通鉴论》《搔首问》。在这些著作当中,前四部学界研究较多,《搔首问》则较少被关注。从“朝政”“吏治”“学术”“士大夫”四个方面对《搔首问》进行解读,可得出以下要点：其一,《搔首问》是王船山整个历史哲学的“一斑”,不能反映全貌,且理论系统性不强;其二,“一斑”内容之间只具有现实关联性,理论系统性、逻辑关联性不强;其三,所问为“人问”而非“天问”;其四,所论为“治道”而非“政道”;其五,所论“治道”非常详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