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天人合一”与中国古代小说结构的若干模式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人对世界存在与运动方式的基本理解，它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总体构思与情节布局。这主要表现为由“天人同构”观念直接导致的偶数结卷、三复情节、三极建构、团圆结局和圆形框架等长篇结构模式，而“天人感应”观念往往成为小说圆形框架的基础。这些模式的运用，在古代小说特别是许多名著中形成近乎“数字化存在”和“圆体网络系统”的特色。这不单是个形式问题，同时是对作品思想倾向的制约与规范。由此追寻，可以对有关古代小说作品的思想内容作新的分析和考量，加深对哲学与文学、传统文化与古代小说关系的认识。     

新的败坏与旧的迷惘——试论上海女性叙述中的"大团圆"模式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以近乎拜物教的虔诚对“大团圆”模式做着极致的修缮与张扬。然而,在上海女性作家笔下,“大团圆”模式轰然坍塌,灰飞烟灭,这其实是她们无法在异质中融合的结果,也是她们本身被忽视、遭受压迫的结果。遗憾的是,纵使如此,她们仍未走进朝思暮想的理想“殿堂”。     

也谈“大团圆”--与郝亦民同志商榷

读毕郝亦民《“大团圆”新论》一文(《晋阳学刊》1991年第3期),受益之余也想提出几点难解之疑,以便使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深入下去。一、“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吗?郝文认为“大团圆心理恰恰表明了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并借赵树理之语和盘托出了“外国人不懂团圆”,“团圆是中国的规律”这一观     

佛教基督教解脱论基本范式比较

解脱论是宗教教义的核心。佛教和基督教在解脱论之间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主要区别 :一是两种不同的信仰与解脱的范式 (简称“信解范式”) ,即佛教的“人→神→人”范式与基督教的神→人→神”范式 ;二是两种信解范式所不同的理论基础 ,即“佛性论”与“《圣经》解释学”;三是两种信解范式不同的出发点 ,即“性非善非恶论”与“原罪论”;四是对佛、基信解范式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 ,即“中道涅 般木 观”与“过程神学”。佛、基解脱论在这四个方面分别具有比较严格的逻辑关系 ,从而决定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修行方式和客观结果。但…     

先秦“神”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先秦“神”先后经历了作为外在灵异的神（鬼神）、作为变化妙道的神（神化）,和作为内在主体的神（心神）三个阶段的演变,这是“神”在后来整个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三个义项,其共同特征有灵妙性、不测性、整体性、精一性、纯粹性、贯通性、主宰性和光明性等等,其演变的趋势是逐步理性化、内在化、主体化。从信仰和安身立命的价值关怀来看,中国文化中非常丰富的关于“神”的讨论仍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尝试构建出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文“神”学。     

屈骚传统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自由形态——中国新诗的原型分析之一

这条江,虽然半涸了,还叫汩罗,这里的人,也许还与当初一样 ——朱湘:《十四行意体(二一)》 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深层审美形态作一认真的审视,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感受到原型批评在诗歌研究中所产生的那种鞭辟入里的效果。正如较早把这一批评模式运用于中西诗歌比较的叶维廉先生所说:“当我们回顾不同文化系统中文学史的发展时,我们常常发现,存在事物与观、感所得的心象之间,心象与表达之间,表达与接受(即读者的观、感、心象)之间存在着许多差距……每一种历史文化语言提供了根源性不同的观、感和表达的特色,这一个互相的认可,正应该作为重新考虑批评理论的解构和再构的主要途径。”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每一种历史文化语言提供的不同的观、感和表达特色”也存在着不同的形态、类型,所谓“原型”、“模子”实际上就是由诸种历史形态所构成的民族思维系统。     

"两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两浙”文化在原型构成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和诗性品格特点。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两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并以其独特的开放进取的文化原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大团圆”我见

一、如何看待“大团圆”的间情作用? 对“大团圆”持肯定性评价的同志,认为它具有“间情”作用,能缓和悲剧激情,使悲剧的欣赏保持正常和健康的心理状态。这一说法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因为,悲剧的苦难可以使郁闷在人心当中某些不健康的情感得到宣泄和发散,“大团圆”却使这种功能受到限制。悲哀、愤恨之情刚刚产生,很快就被喜庆团聚或者复仇之类的肯定性场面所控制,如同刚刚开启的闸门马上就关上,正要奔涌而出的否定性情感又被关在心灵之内,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人的情感世界也是一池活水,只     

鬼文化与《牡丹亭》情节的形成

鬼文化包括鬼俗、鬼魂观念、鬼魂巫术等子系统,鬼文化对《牡丹亭》情节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冥婚风俗是人鬼恋故事原型形成的基础,鬼魂及地狱观念是“梦”、“魂游”、“冥判”等情节单元形成的基础,画像巫术、姓名巫术等通魂巫术对于“玩真”、“叫画”情节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兼评《名与耻的文化——中国伦理思想透视》

在本世纪中叶,国外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们把世界文化分为“罪恶感文化”和“耻辱感文化”两大类型。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们把中国划到“耻辱感文化”的类型之中,并说中国就是耻辱感文化的故乡(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先生的观点)。这是由于对“恶”的回答得出了“以耻为恶”的答案的结果。以耻为恶的思想的表层,就是所谓“名”的意识问     

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的审美观照

本文从六个方面对关汉卿士妓之恋杂剧予以审美观照,并从中反观作者的思想和创作倾向,总结其艺术趣尚对后世的借鉴意义。这六个方面分别是:一、女性性格的独特魅力;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反叛;三、对声色之好的超越;四、戏剧情节的一波三折;五、戏剧冲突的巧妙设置;六、“大团圆”结局所蕴含的悲剧性。     

论《琵琶记》“不团圆”的三个层面及其原因

《琵琶记》在整体结构上是“大团圆”与“不团圆”的复合,其中,“不团圆”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自然灾害频发却救济不力,二是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不合情却合理的选择,三是蔡伯喈与赵五娘细腻而深刻的悲剧性心理。高明的独特经历与个性是《琵琶记》“不团圆”的重要原因。     

远古意识与东西方悲剧

中国传统悲剧有一区别于西方古典悲剧的显著特征:悲剧而带有喜剧性因素。这种喜剧性因素,除表现为游离于剧情之外的插科打诨、丑行穿插外,尚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喜剧性情节;第二,“大团圆”的结局。后者是诸多喜剧性因素中最主要的一种,它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被镇压,但最终脱离苦难,与家人团圆;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被迫害致死,但他(她)们的阴魂却得以复仇;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死后化为自然界的某一物、或成仙,以偿生前的夙愿;或表现为悲剧主人公虽屡遭迫害,但经过一番曲折斗争,最终剪除奸佞,获得胜利。传统悲剧中的这些喜剧性因素使观众在伤心哀痛之后能得到新的安慰,剧本所揭示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昭昭之理使他们因悲伤而一度倾斜的心理又重新恢复了平衡,他们轻松地走出剧场,感到满足。     

古代韩民族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 “风流”

韩民族有其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兴”与“风流”.与中国文化中的“兴”立足于伦理本位、追求“大同”的精神不同,韩民族的“兴”与“风流”根植于生命本体,追求重生精神,进而使“兴”与“风流”直接与审美情感和价值判断相联系并升华为一种审美境界.韩民族先民具有的自然原始性、巫术性的歌舞形式,在游戏的文化功能中,形成了“兴”与“风流”的文化特性,而其全员参与性、与“神”的沟通性和规范的游乐性则构成韩民族固有的原始意识结构的基本特征.     

“大团圆”新论

从古至今,“大团圆”的确是我国文坛上极为普遍的一种文艺现象。但是,多少年来,它却又一直声名狼藉。尤其是五四以来,以瞿秋白、鲁迅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深层的文化根源上对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尖锐地指出“大团圆”式的文艺作品实质上是为了“瞒和骗”。从那以后,大团圆成了千夫所指的文艺现象。然而,大团圆尽管不断地在思想理论界受贬,却在实际的文艺创作上一直没有断绝,那些在社会上最能引起轰动的作品也往往都是大团圆式的。而那些纯粹违背团圆精神的东西则难于在我国民众中被大范围接受。这就迫使我们十分严肃地思考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即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大团圆。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

一 从西方人眼睛望去,由物质的皮肉加上抽象的精神而构成的鲜活灵动的人,乃是天上的神在自然世界的象征。人不是神,但人又是神;神不是人,但神同时又是人。倘若我们用文化认识的方法来寻摸这种理想的本质,那么,西方世界自古希腊以降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是一种“神人相合”的模式。 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转而考察中国人的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时,就会发现,中国人历来所具有的对人之形体的审美意识,决定了人不是神,神也不是人,可是人却应该敬畏神,走向虚无飘渺却又具体感性的神性地位;凡俗世界的人无所谓美,只有神灵之美才是真实的、纯洁的。由是,中国人形体审美意识的文化模式,就成为一种“神人相殊”的模式。     

薛碹“恶亦为性”的性学思想

薛碹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之一，他强调“性”的学术地位，认为“天下无性外之物”，“性无不在”，主张充分认识“性”的内涵，从而认识到“性”在人性修养和人身涵养过程中的重要性，主张复性与力行。同时，薛碹提出“恶亦为性”的观点，以此来解决人性本善与现世之恶的根源性问题，让恶成为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使“恶”有了原因，同时也使“去恶”有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外交的过程与成效评估——及对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思考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这是文化外交所追寻的境界。但是变量的存在，决定了文化外交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型的“文化推广——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模式。本文试图为“文化外交”过程与成效的评估构建一个具有实用价值的范式，并在此范式下，为正在进展中的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