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精一之传——王阳明道统思想探幽

道统论是王阳明良知学的重要内容。阳明道统论以“精一之传”为宗旨,阳明认为此道始于尧舜禹之十六字心法,经孔颜(孟)仁学、周程道学而最后为其心学所传承。阳明在极力摒除朱子学于道统之外时,对作为同调的象山、甘泉心学之不够精一皆有所不满,并以明人伦之学极力驳斥心学为禅学之诬评。阳明道统论有其动态发展历程,其若干“出格”之论体现了阳明学的理论创新与儒学传统、理学共识之间同异交错的紧张关系：“颜子没而圣学亡”作为阳明早年未定之说,实质上是对宋儒所揭示的颜孟之别这一道统分判的接续;孔子九千镒之论与“夫子贤于尧舜”之传统实相背离,体现了阳明学因病发药所隐含的矫枉过正之处。阳明的道统论呈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继承发展关系,也表明道统论依然是儒学未来发展所必须面对之重要课题。     

觉世的努力——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中的著述

和以往不同,刘师培在1904年间大量运用白话文这一形式进行民族革命宣传。他从“挣种族事业”、“挣国土事业”、“挣政治的事业”等方面著文启迪民智、激发爱国主义,提出了革命途径与军国民教育。他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武器,论证了封建制度必然要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的著述展示了这期间刘师培短暂而又激烈的白话文思想内容与主张,,而这实际上成为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先声,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建设之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王阳明"以德治世"的社会思想

一、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及其“天下一家”的社会理想　　 (一 )阳明心学之立学宗旨自命为孔孟嫡传的阳明 ,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 ,他取得的诸多事功业绩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儒家长期以来治世济人传统的现实体现 ,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后世学者多因其思想的心学特点而斥其为迂阔、空谈心性甚而近于禅 ,实为对其思想的误读。因此 ,在言及他的社会思想以前 ,有必要先指出阳明心学的立学宗旨。所谓立学宗旨即是思想的终极价值取向或终极目的。在阳明那里 ,统摄其整个理论的“致良知”思想之宗旨不是别的 ,正是儒家学者千百年来念…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     

论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形成特点

本文根据有关史实,深入揭示青年周恩来确定以“俄式”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造中国的唯一选择的思想转折过程,并具体阐明了青年周恩来社会主义观的丰富内涵及其形成特点。其特点之一是．青年周恩来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大同世界”理想的追求和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在中国迅速破产的现实,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没有经历一个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阶段,与陈独秀等不同,对周恩来不能简单地套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公式。其特点之二是,青年周恩来的社会主义观是他经过对欧洲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深入考察、全面分析比较,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系统训练而形成的,理论基础坚实,这是他的革命精神能愈久而愈坚的思想根源所在。     

刘师培的无政府主义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今酉皿),江苏仪征人。他生活在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二十岁(1903年),他与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结识,卷入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至1908年,他的政治思想几经变化,向西方学习,他写成《中国民约精义》一书,有“东亚卢骚”之称;继而又与邓实等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与章太炎并称“二叔”,却成了国粹学派“巨子”;1907年和1908年,先后创办《天义报》、《衡报》,倡“废除人治”,在     

阳明心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阳明心学不仅是直指本心的“培根固本”之学,也是面向生活本身的“真切体认”之学。由良知出发,王阳明考察了“志”之于心的意义,将格物的功夫在心上做,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贯穿于实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阳明心学随着时代发展而彰显思想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运用阳明心学理解实践的思维方式,探究革命理想与意志力的作用。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对阳明心学的体悟与理解,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心学因素,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心学批判：基于气学的立场

基于气学立场的心学批判,不仅有助于我们检视心学理论建构中有待完善、提升的部分,也有助于我们提炼气学作为学术流派的一些基本主张。禅学化的成功,以及政治势力的助推,是气学认为心学之所以能够占据时代舞台的两大原因。作为宋明儒学中“辟禅”最彻底的一脉,气学以禅学化的心学为批判对象,围绕以“良知”观为核心的心学形上学,以及以“知行”观为核心的心学一体论,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其具体展开为：立足“良知即知觉”的理论前提,气学主张“良知非实体”“良知非天理”。无论是通过实践检验,还是将其收归于“一念”领域内成立,气学都认为“知行合一”面临理论自洽上的困难,而“知行合一”作为大众的行动纲领,则混淆了圣与凡、理想与现实间的界限,最终会造成“所知非真知”“以知为行”“以行为知”等后果。对于禅学化所带来的心学教派化,气学也进行了深入剖析与批判。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论耿定向对阳明心学的“拯救”

耿定向(1524—1596),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字在伦,号天台,明代后期王门后学中以拯救阳明心学为己任的著名学者。其学“以不容己为宗”,倡“三关”之说,对阳明“良知”之旨,尤有自得。嘉靖丙辰(1556年)登进士第,擢监察御史,旋“出按甘肃,举劾无所私”(《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传》),继督南京学政。隆庆初(1567年),升为大理石寺丞。其后,历任太仆寺少卿、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协理佥都御史、左副都、刑部侍郎、南京右都御史、户部尚书等职。晚年告归,居天台山,卒于1596年,赠太子少保,谥恭简。其“生平爱惜人才,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试论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中）——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为中心的考察

“新心学”是指近代以来的众多中国思想家和学者把中华传统心学与近代西学“交融互释”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流派。以此为视野研读《毛泽东早期文稿》就会发现,自幼熟读“圣人之学”的青年毛泽东,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于自己所掌握的西学知识,力图把中华传统心学里的基本理念进行科学化、逻辑化、原理化的转换,并以此升华自己救国救民的英雄情结、塑造自己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这些内容完全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本文从“本心”论、“心力”论、“功夫”论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论证。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不仅是他后来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桥梁,也成为他创立毛泽东思想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所以,要构建学术形态的共产党人心学,必须首先在毛泽东早年的“新心学”观里找到理论和方法的启迪,在马克思主义原典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心学相结合上下功夫。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伦理道德思想析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刘师培积极致力于重构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在转向无政府主义后，他明确提出了“扫荡现世之道德”、破“功利之谈”、根除家庭伦理、倡导绝对平等的伦理观，与前此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倡导改良家族伦理、崇尚功利主义、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迥然不同，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     

梁启超的进化史观

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进化论是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展解放斗争的主要理论武器,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进行哲学革命的根本思想。在戊戌时期,作为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宣传家梁启超,先是信奉康有为的“三世”说历史进化论,后又通过严复的译著(主要是《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进化史观,并认为中国的变法维新是势在必行的。戊戌变法失败后至1902年间,梁启超在日本由于广泛地接触到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进步史学思想,他的进化史观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宣传的社会历史进化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思想启蒙,无疑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近代进化史观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本文试图对梁启超的进化史观作一初步探讨。     

心灵与体验:阳明心学的美学意义

本文以中国美学的人生境界追求为理论基点,系统阐释了阳明心学的美学意义。文章指出,阳明心学以心灵为统摄,以感知和体验为基础,以良知为内容,以知行合一的最高境界为追求,是其基本的美学意义所在。同时,文章从更深层次阐释了阳明心灵美学对中国美学的本质性意义。     

体常尽变——王阳明易哲学的心学建构

作为心学大师的王阳明,心悟不离易道,以“良知即是易”、“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以中正为易道和人心之基本法则,认为“中只是天理,只是易”;又本着五经皆史的观点和六经注我的精神,认为“易是包羲氏之史”,主张道事为一;王氏易学不斥象数,但认为卜筮乃用于神明吾心,所以“易是问诸天人”,君子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以至穷理尽性至命,这才是他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