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

剥夺政治权利是指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剥夺罪犯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附加刑之一,司法实践中较少单独运用。随着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广,剥夺政治权利刑的价值开始凸现。本文对剥夺政治权利刑内容的改革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完善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建议。     

剥夺政治权利立法问题浅议

剥夺政治权利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三种附加刑之一。作为资格刑,剥夺政治权利在适用上具有双重性,即附加适用时,体现对犯罪人的严厉惩罚,而独立适用时,则意味着行为本身的危害轻微。设置的任意性、适用范围的不明确性、与其他刑罚配置的不合理性是剥夺政治权利在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重建我国刑法中资格刑体系的构想

古往今来,资格刑作为一种剥夺罪犯享有某种资格的刑罚方法,在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等方面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世界刑罚由严酷向轻缓的发展,其更以独特的魅力焕发出新的活力,在刑罚体系中也将愈来愈占居重要的地位。但是,综观我国现行刑法,对资格刑的规定尚欠完整和科学,且在刑罚理论中也少有系统论及,使其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这种状况的存在和延续已经远不能适应我国现阶段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犯罪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用客观、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我国刑法关于资格刑的现有规定,并结合我国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刑事立法例中的合理因素,重新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科学的资格刑体系,以充分发挥资格刑的最佳功效。     

剥夺政治权利的独立适用问题探讨

我国1979年的刑法与1997年的刑法中关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独立适用问题有不同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独立适用的合理性应当予以追问;可以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的罪名的范围及其确定标准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我国直接选举候选人资格条件问题研究

宪法和法律对我国两种直接选举都规定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统一的原则。一直以来，县乡人大代表选举严格坚持这一原则，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都没有规定高于选民资格的候选人资格条件；但近年来，村（居）委会选举却对这一原则予以变通，政策法律法规实际规定了或倾向于规定候选人高于参加选举的村（居）民资格条件。为排除和避免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和正在受刑事处罚的人成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成员候选人乃至成员，应当修改刑法和选举法，明确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当然适用于一切刑事处罚执行期间；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被人民法院依法免予刑事处罚的人，不得被提名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从而使得在候选人资格条件问题上两种直接选举能够达至统一。     

我国拘役刑制度演变

拘役刑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主刑之一,属于短期自由刑,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拘役刑在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末修律创立了拘役刑。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在刑罚种类保留了拘役这一刑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各解放区的刑法,大都将拘役规定为主刑中的一个较轻的刑种,排列在有期徒刑之后。建国后,拘役作为一个特定的刑罚种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确立在法律中。在新中国刑法起草制定过程中,对于短期自由刑刑种,虽然所采取的具体名称有一个变化过程,但是一直是将短期自由刑列为一种主刑加以规定。拘役刑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重要环节,拘役刑的设立使刑罚体系严密完整。     

越南刑法介评之一:刑罚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现行越南刑法典有关刑罚体系的立法内容,不仅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也与世界多数国家刑罚的立法思想趋同。学习和借鉴越南刑罚体系的优点,完善我国刑罚体系方面的立法,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把罚金刑提升为主刑;在主刑中设置警告刑;提高有期徒刑的期限;改善没收财产刑;增设资格刑并在主刑中配置资格刑;修改剥夺政治权利资格刑。     

关于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和缓刑的适用问题

管制,是我国刑罚中的主刑之一。剥夺政治权利,是刑罚中的一种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用。缓刑,不是一种独立的刑罚,它不能离开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独立存在。缓刑是我国刑罚中的一种既宽大又严肃的良好制度。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这三者是有严格区别的,不能混淆,更不能乱用滥用。管制是由人民法院判决,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但限制一定的行动自由,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的一种刑罚方法。在刑法颁布以前,管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犯罪,管制期间当然包括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现在,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不完全都是属于敌我矛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资格刑评析

作为官吏赃罪制裁手段,资格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官吏犯赃是权力的滥用,对赃吏适用资格刑,剥夺其为官的权利,是中国古代重典治吏、权力制约的重要环节。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是蕴含着官德要求的刑罚,即以德作为权力制约的内在支撑,以刑作为权力制约的外在手段,是一种儒法结合的权力制约措施。资格刑对遏制官吏犯赃、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吏治清明、弘扬优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等,皆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考察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可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罚金刑的比较研究

罚金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数额金钱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它不仅是我国刑法中的一种刑罚方法,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刑法中的一种重要制裁手段。罚金刑与自由刑相比,有着古老而久远的历史。但是,从罚金刑的产生到成为现代各国刑法中的一种普遍的刑罚方法,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 在刑罚的历史上,罚金是刑罚制度中起源最早的刑罚方法之一。它是从原始共产主义社     

论赎刑制度

论赎刑制度童光政龚维玲赎刑制度是中国古代刑法发达的反映，它从夏代产生起，为历代王朝所承用，直到清末引入西方法制，才被取消。赎刑制度在中国古代刑法的执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目前学界对它的性质、特点及其历史价值认识不一，在强调刑制改革的今天，对它进行分析...     

罚金与罚款的区别

罚金与罚款在法律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罚金是由人民法院强制被判了刑的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它和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一样,是一种刑罚。前提必须是被判处罚金的人构成了犯罪。适用罚金这种刑罚的犯罪,一般都是贪财、图利,或者是有关财产的,比如犯了投机倒把罪、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等等。对这些犯罪分子,从金钱上加以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得不到好处,这是一种有效的惩罚和教育。罚款和     

政治权利场的斗争与任侠者的产生

任侠之风兴起于春秋战国,基于统治阶层内部争权夺利政治斗争的需要.作为政治权利场中工具性质的任侠者应运而生,是任侠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不仅体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反映在汉代及其汉代以降的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时代.     

关于判决前“罚金已缴纳”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针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预交罚金"问题,认为其仅是一种变通的刑罚执行方式,"预交罚金"的性质实际上是罚金刑执行的保证金,与罚金的法律性质不同,根据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此种变通不能突破现有的刑法框架,因此在法律适用上不能也不应拒绝作为罚金刑法律依据的刑法第52条、第53条等条款的适用。     

慎刑思想的历史审视与当代提倡——兼论与域外谦抑理念的比较

慎刑思想滥觞于西周的“明德慎罚”，经过儒法两派的认可和深化，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法律思想。慎刑思想演绎的一系列刑法理念、刑制原则、审理机制和司法伦理，使其成为古代贯彻德法合治原则的典型体现、约束专制严苛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推动传统法制繁荣的重要动力。慎刑思想伴随传统中华法系的消亡而式微，及至当下沦为域外谦抑理论的本土“注脚”，这既忽略了“谦抑”的本土适应性，也阻碍了“慎刑”的创造性转化。慎刑思想不仅有别于谦抑理念，而且其精神和立场更具辩证性和多样性。对于慎刑思想的正确定位，应当是契合本土文化传统且拥有丰富历史实践的，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的优秀传统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提倡慎刑思想，有助于消弭不同刑法观之间的分歧，确立刑法与道德的本土认识，推动刑法参与社会协同治理，强化制度和理论的本土表达，以及深化对司法人员的伦理建设。     

社会学的"剥夺"理论与我国农民工问题

通过剥夺理论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农民工的绝对剥夺、相对剥夺、多阶剥夺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探索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剥夺具有怎样的新特点,造成何种社会后果以及怎样避免冲突型社会后果等问题.迄今绝对剥夺还是主要问题,但随着绝对剥夺程度的逐步降低,相对剥夺问题地位会上升.绝对剥夺程度的降低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稳定.不稳定常常发生于经济发展、民权意识提高和社会地位上升时期.     

释“剥夺政治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作为我国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方法,是我们同反革命犯罪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有效方法之一。为了更加准确地适用这一刑罚同各种犯罪进行斗争,本文就这一刑罚的意义,内容和适用对象,以及效力等问题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对非法拘禁罪立案标准的看法

非法拘禁罪,是侵犯公民人生权利的一种犯罪。为了确保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违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     

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研究

大幅度增加可以判处罚金刑之犯罪的数量，是１９９７年刑法的重要特点。而罚金刑之价值的有效发挥，与立法规定关系密切。本文在总结了我国罚金刑在数额之立法规定模式及特点之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行罚金刑之数额规定的立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要求的不适应性，导致罚金刑异化的可能性，司法操作的难于规范性，司法裁判的难执行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罚金刑数额规定的基本思路：维护罚金刑作为刑法的性质；科学确定罚金刑与自由刑的比例；以限额制作为罚金刑的主要规定方式；对不同模式的罚金刑设定不同的数额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