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官僚制与三重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重塑

理性官僚制已为实践所证明是工业社会的理想组织模式。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而全球化和知识革命的兴起又将正在进行这两种转型的我国推到了由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门槛。从整体上看,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将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社会。但在行政组织模式上,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理性官僚制。因此,重塑理性官僚制就为三重转型时期我国的现实选择。     

治理内部化: 基层区划撤并的效能及其限度

乡镇、 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撤并的本质是治理内部化的实践, 即由彼此构成外部关系的多个区划单元转向内部关系的单一区划单元, 以期降低基层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基于四川省基层区划撤并的案例考察发现, 一方面, 改革直接导致区划单元减少, 数量过剩的行政和自治组织领导需要凭借竞争方式产生, 从而提高了组织的素质能力; 区划半径的扩大为基层赋权构设了条件; 区划制度壁垒的消解降低要素资源的配置成本。 这项改革总体上实现了降低各类交易费用的预期目标。 另一方面, 在既定的基层政治体制、 产权结构、 社会基础等条件约束下, 基层区划撤并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外部约束薄弱的乡村组织权力, 助推了要素资源配置的行政化方式, 并诱致新区划空间内部制度建设和情感认同的非均衡性。 所以, 治理内部化实践降低了若干项治理与发展交易费用的同时, 在体制、 产权等结构未发生实质转型的情况下, 短期内实则追加了部分交易费用。 由此, 未来基层区划改革应兼顾拆分、 撤并等类型的技术原则以及拓深改革内容。     

边界刚性与组织成本:我国出版集团的困境

在我国现行出版体制下,出版集团具有边界刚性,分为外部刚性和内部刚性。承认我国出版集团所具有的企业外部刚性较大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有突破性改变这一前提,出版集团仍然拥有相当的行动空间来发展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主体。通过集团化将出版社的外部交易费用内部化为集团的组织成本,而这个增加的组织成本必须低于其外部交易费用总和的减少量——这是现阶段出版集团立足现状求得发展的一个主要途径。     

交易费用经济学视角下"土地银行"的产生及运行——以四川省彭州市"土地银行"模式为例

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四川省彭州市试行的"土地银行"这种新型农业产业化组织为例,分析了"土地银行"产生的原因和运行模式,认为"土地银行"有效节约了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和其他社会成本,缓解了西部地区土地"闲置"的问题,增加了农民福利.但是由于组织形式和其他因素,"土地银行"仍有可能面临较高的组织费用.通过分析"土地银行"的运行模式、推广意义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现代化视角下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分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于二元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这种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并影响到基层社会民主制度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其中农村基层民主的外源性,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和体制转换过程中主体角色错位是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只有注重构建制度建设,才能加快乡村的工业化,培育社会基础机制,消除乡村间际的闭塞,为村民自治的发展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从而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制度变迁下交易费用变化的权力视角分析——对诺斯第二悖论的再认识

国内学者曾对"诺斯第二悖论"的破解与分析存在一定的争论,之所以存在这样的争论其根本在于对新制度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视交易费用为制度成本,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将降低交易费用,然而经验分析表明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宏观交易费用不断上升,于是掀起学者们对"诺斯第二悖论"的探讨。制度是社会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那么交易费用的产生就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有当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化时,交易费用才会发生改变,也才有制度变迁的空间。笔者从单笔交易费用和总量交易费用两个层面详细分析了权力、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以交易费用的改变来评判制度变迁的效率性是不合适的,而所谓的"诺斯第二悖论"能够通过权力结构的分析说明其存在的合理性。     

基于交易人员的广东省交易费用测算：1993-2002

利用Wallis和Noah关于经济体交易活动和转换活动的划分，将所有的从业人员分成交易人员和转换人员，将职工工资作为交易费用和转换费用，测算了广东省1993—2002年的交易费用水平。结论表明：交易费用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经济越发达，交易费用比重越大，交易费用的增长并不妨碍经济增长；随着经济的增长，转换人员的比重不断下降，单位转换人员的效率不断提高；不同行业交易费用的平均增长速度差异较大，交易服务部门特别是信息交易服务中介行业发展迅速，而传统的工农业等行业交易人员和交易费用增长缓慢。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农户个体决策与农民经济组织的内生性——超边际视角下的农民经济组织

单个农户在分工协作中能够获得"1 1>2"的分工经济,通过特定的经济组织来安排单个农户的分工协作就会实现这种分工经济。但是,组织中的单个农户与其他经济主体必然存在着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超过了分工协作的经济性,单个农户就不会选择加入经济组织。地方政府往往不能充分理解单个农户对经济组织中交易费用和相对价格的考虑,这导致了大多数农户不愿选择加入"模式"型的经济组织。因此,地方政府要以自身的分工特征合理融入农民经济组织发展的各个阶段。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境域———以“五个建设”为视野

社会组织快速发展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相继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全面转型，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中国社会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新的活力。活跃在民族地区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以它们独有的方式推动着当地的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五个建设”中的积极作用，需要重新建构我国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以实现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家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分析

社会网络理论是当今社会学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社会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资源在其企业的运行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资源包括制度性资源、市场性资源、智能性资源、经验性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家获得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支持,从而获得相对信息优势、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降低风险、节省交易费用。     

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度性研究——基于民族八省区的样本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主题,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任务之一。民族地区多数位于我国边疆和西部地区,由于发展起步晚,基础差,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区域总体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的发达地区。因此,加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升民族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现代经济体系的完善,社会组织在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以及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文章从数量分析的角度出发,对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社会组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对比性研究,从而为民族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与区域经济的适度性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交易费用与政府行为——以新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文章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指出交易费用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政府行为可能减少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但也可能由于寻租而增加交易费用,妨害总体社会福利。因此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对政府行为进行约束。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以东亚经济发展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是公共政策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政策范式及其转型对于考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文章从经济发展政策的视角对东亚公共政策转型问题进行分析。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也要对此进行回应,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对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最为敏感,也最能体现公共政策范式转型的主要特征。从东亚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型的过程看,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转变为更加倚重市场的力量和市场机制,政策权威从政府分散到社会;在政策理念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逐步占据着首要地位;从政策转型的成效上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改变了东亚初始条件差的状况,确实起到了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但是从公共政策的范式转型效果看,还存在着政策的前瞻性与预见性不足,政策的创新性和持续性较弱等问题。     

一种特殊制度变迁的成本转换

从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这项特殊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出发,分析中国军队既有的计划保障体制的成本特征,即计划保障体制科层制组织内部无效交易费用膨胀与组织低效率并存,并且存在着严重的成本约束制度缺陷。通过后勤保障市场组织与等级组织交易方式转化模型分析,以及两种后勤保障制度的组织费用比较模型分析,认为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制度变迁的实质是体制成本向市场交易成本转换的过程,是后勤保障成本内部化的过程。     

论我国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的实现方式

我国“国家－企业”社会发展体制在现实中滞后于社会发展水平,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将社会组织引入到社会服务供给中,有助于实现我国社会发展体制的成功转型。以社会组织获得外部资源的形式为标准,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的实现方式可以分为政府生产型、政府购买型、用者付费型、志愿提供型,其交叉情形暂不考虑,每种实现方式均有显著特征和现实困境。通过对各种实现方式的综合比较,可以发现政府购买型无疑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实现方式的最优选择,因为它更符合当前我国国情与国际化发展趋势,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性,改革成功的概率更高。     

当前大学生党员思想建设的若干问题

分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成分、社会生活、社会组织、社会岗位多样化的基本特征。提出适应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 ,选准大学生党员队伍思想建设的四个切入点 ,即提高鉴别能力 ,解决思想深处的倾向性问题 ,把握相关问题的辩正关系 ,改进教育和管理手段。     

重庆市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分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科技进步＂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深入研究某一地区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测算和分析该地区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有利于了解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文中以重庆市为例,利用索洛＂增长速度方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重庆市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     

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企业治理模式和交易费用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拟出交易费用关系相关理论曲线,探讨我国民营企业在创业和成熟阶段治理模式选择问题。由于企业组织、产权、委托代理和企业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大多数民营企业选择家族治理模式作为企业的管理模式,从而使企业的交易费用最小。     

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乡村占地面积广阔,其乡村振兴问题既独具特色,又十分重要。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若干村庄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当地"人口流动性、规矩的形成方式、交互秩序的确立方式、社群结构、核心价值观、家庭的构成、亲族之间的关系、保持社会运转的力量、地方治理与纠纷调停者"等九个方面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乡土社会正处于从"礼俗社会"迈向"法理社会"的转型与变迁过程之中,从"礼治"迈向"法治"是其未来振兴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坚持边疆治理的"多元一体"格局,建立新型的"纠纷认知观",并且高度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度配套和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