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武帝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汉武帝“罢黜百家” ,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立太学 ,建立以经术取士为核心的察举制度等 ,对儒家经学的兴盛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经学从此成为官学 ,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武帝在对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 ,注重的是经学的“缘饰”功能 ,即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 ,而在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 ;这一方面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 ,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儒家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 ,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学术了 ,这不能不说是武帝尊儒崇经的一大流弊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论西汉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过程

自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除强调个人心性修养的内圣之学外,还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外王思想,有着强烈的政治诉求。西汉前期,经过几代儒生的不懈努力,儒学的政治效用逐渐增强,经世色彩日益鲜明,最终在汉武帝时期走到政治前台,成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对儒学独尊过程的清晰论述,回答了儒学如何走向政治,以及何以能走到政治的前台等问题,考察了儒学独尊地位形成的2个深层原因:西汉儒生对儒学内容的自觉改造;最高统治者对儒学的自觉选择和政治支持。     

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先秦儒学

先秦儒学的本质是一种政治的道德哲学,其创发是源于对政治之“道”的高度自觉,政治秩序的重建乃是基本的思想主题,而“正名”则是君子“为政”的根本。作为政治哲学,先秦儒学展示给人们的思想景观是精神与欲望的冲突,是人性之高贵与卑俗的对抗,“教化”因此而成为政治的重要使命。先秦儒学建构的是一个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世界,它能够为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有益的价值资源。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石田梅岩对儒学伦理的扬弃

石田梅岩被尊为“石门心学”的始祖。他的思想构成主要来源于儒学思想,但是他作为町人代表,在当时日本社会改革的背景下,并不是全盘地接收儒学思想,而是在儒学的思想上进行扬弃,提出“知心”、“知性”、“形即心”的思想理论,打破了“重本抑末”、“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为主旨的儒学伦理,构筑了独特的“商人道”思想。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

中国古代的儒学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也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呆滞的同一,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具体的、流动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范畴的儒学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儒学思想,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也有消极的成分。因此,辩证地研究儒学思     

新儒学的嬗变与明清小说的发展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给人类带来了文明。当我们的祖先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候,在我国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仁德政治”、“君臣、父子、夫妇”的重伦理传统的理性主义儒学。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学在我国思想领域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我国的道家思想已逐渐摆脱原始的天真狂热和巫术野蛮而沉淀为“理性形式”,成为人们平衡心理、满足缺感的宗教思想。东汉明帝时,佛教传入中国,人的思想又为之一变,其“心性”学说使它向现实的人生靠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儒、道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吕氏春秋》的君王论思想

《吕氏春秋》在关于君王的产生、君王的作用以及君王的为君之道等问题上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言论,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又系统的思考。《吕氏春秋》的这种君王统治思想在秦朝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却深刻地影响了汉初统治者,并且在《淮南子》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汉代文学创作的经学教育背景

把汉代主流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视野,通过分析汉代“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下的官学体制和经学教育,展现汉代文学发展的学术文化背景,揭示经学教育对汉代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论汉代婚姻礼法的伦理教化功能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推动法律儒家化进程,对儒家伦理进行推广和贯彻便成为封建统治集团法制建设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为核心的婚姻礼法率先承担起传承儒家伦理的重任,从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都严格贯彻儒家伦理道德,最终为儒家化的封建法律秩序的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对儒家伦理进行宣传和推广、对违反儒家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的伦理教化功能可以说是汉代婚姻礼法的主要功能追求。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严遵、扬雄的道家思想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此后处于在野地位的道家思想依然以支流或暗流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道家学说处柔守雌、超然物外的思想倾向,也往往成为失意士人心理上的慰藉和精神上的依托,引起他们的共鸣.另外,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许多士人将目光转向诸子之学,其中相当一批士人追慕、向往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试图搬出道家学说作为救世良方.严遵著<老子指归>,继承、发挥<老子>之说,提出了系统的宇宙生成理论和辩证法思想.扬雄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秦汉时期边疆思想论略

“王者无外”和“夷夏之防”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的两端 ,并被历代王朝各有侧重地付诸实践。它们发源于先秦农业、游牧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对峙 ,秦汉正式形成并用于指导对外政策。秦皇汉武的征伐四边是落实“王者无外” ,但其造成的恶果被儒学思潮加以批判 ,东汉班固正式提出完整的“夷夏之防”理论。以往学术界多从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角度肯定前者 ,但今天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 ,后者客观上更有利于维护自然环境的平衡     

浅论汉武帝德法并用治国方略

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 ,倡导儒学 ,广施德政 ,同时 ,又创新改革 ,以法治国 ,恩威并施 ,德法兼用 ,积极寻找多渠道的治国良方 ,使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