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金融化:涵义与实证检验

本文聚焦当前我国不断强化的实业金融化趋势,尝试设计经济金融化的评价体系,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企业的金融化活动及其成因.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并未出现类似美国的持续金融化现象,实业部门的金融化活动主要是为了扩大再生产或者弥补实业投资不足,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虽然从总量上提高了经济金融化水平,但无助于改善企业等微观主体的金融能力.经济金融化要关注结构优化与微观主体的金融效率,防止实业金融化走向极端的产业空心化.     

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基于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

在金融结构内生的视角下,通过构建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金融边界与金融过度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运用全球217个经济体近50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各经济体金融发展的结构演化效应以及金融边界的存在性。研究表明,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边界效应,并受到金融中介资本占比的影响。特别地,当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较高时,收入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会表现出过度化发展的态势。由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中介资本占比进行适当干预。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金融化——异质性特征与政府激励结构破解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政府部门实现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会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文章基于上市企业2008—2020年数据,研究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等问题。结果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会显著驱动企业金融化行为,尤其是对企业的短期金融化行为有明显助推作用,并由此降低了企业的经济绩效。特别地,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于不同属性企业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化影响。地方政府制度激励是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效果的重要因素,在较强的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较大的政府干预经济强度、较低的政府运作效率情境中,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加剧了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但随着政府经济增长激励导向的转变,这种驱动企业金融化的趋势呈现出弱化特征。     

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的企业金融化动机——基于企业税收负担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结构性减税背景下探究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及其作用边界,在科学评估结构性减税的经济效应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减税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以2001-2017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税收负担会显著促进企业金融化,而且税收负担对民营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进一步检验发现：较高的金融资产与实体资产收益率差距、企业处于较弱的市场权力地位均会增强税收负担对企业金融化的放大效应。上述研究从税收负担与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视角科学评估了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对减税降费等精准施策以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研究--山东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分析了山东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并与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地区进行比较。山东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但人均GDP和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低,但资金来源存在结构问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山东经济金融化程度较低,储蓄不足,证券化率较低,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机构在储蓄投资转化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金融深化程度较低影响资本投入总量、结构及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     

二元均衡下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机制、测度及影响因素

在分析我国房地产金融化形成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房地产金融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2009—2019年的房地产金融化程度进行测度与研判,并利用VAR模型测度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与住房空置、货币政策等重要经济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房地产金融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居住属性与投资属性的转换会形成房地产金融化,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导致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整体上,我国不存在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处于低金融化水平,但存在潜在过度金融化风险;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城市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可能性最大。而对于房地产金融化影响因素,住房空置对我国房地产金融化水平冲击最大,货币政策、心理预期与国内经济形势次之。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资本主义经济脱实向虚困境的比较研究和现实反思

资本主义国家大都曾通过金融化改革实现本国经济市场的短暂繁荣,但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贸易间的深度捆绑,部分国家均先后卷入了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漩涡。事实证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显著的金融化特征,并且伴随着强烈的金融功能异化现象。具体而言,金融化发展程度不足会抑制社会财富创造能力,金融市场难以发挥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正面效用;相反,金融化程度过度活跃又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规模,加剧社会不平等关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深入挖掘资本主义国家在逐步实现金融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尖锐矛盾,有助于充分把握金融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切实增强我国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也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在要义。     

金融化、金融异化与金融危机——基于金融本质二重规定性的解读

金融本质具有二重规定性:最大限度地跨时空配置资源进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规定性和为人类追求自由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价值规定性。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金融化的深化将促进人类的现代化步入新境界。但金融化又具有金融异化的倾向:在资本扩张本性的推动下,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资本只能通过不断吸纳民众的闲散资本、从实体经济"抽血"以及尽可能将各种资源证券化实现扩张,这使得金融逐渐脱离了其本质的原在规定性,走向了异化。而金融异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金融异化外化的表现。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企业金融化既是企业一种偏重资本运作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企业追求资本增值而非生产利润的一种经营方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企业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省际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通过多元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金融化存在抑制作用。数字经济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抑制企业金融化。     

绿色金融视角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研究

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重工业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短期内又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而绿色金融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制度安排，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通过构建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绿色金融、经济增长及环境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同时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在绿色金融的作用下，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整体上呈倒“N”型关系，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起着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环境质量的恶化程度对绿色金融起着倒逼作用。这一研究结论说明，绿色金融的发展，对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省际区域金融产业竞争力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从区域金融业及其发展环境等5个方面选取16项经济指标构建中国省际金融业竞争力测度评价体系,以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全国31省市的金融业竞争力排序表明金融资源向全国性金融中心集聚的"马太效应"愈加显著,一定程度印证了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互为因果的结论;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海南省处于金融业竞争力最弱的第五类地区。因此海南省金融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长远来看应该着力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并提高金融产业绩效,正确处理与房地产行业的关系,并从法律和地方制度层面上有所作为。     

西北地区金融支持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与促进的辩证关系。金融对经济的作用本身是一个动态连续的过程,金融资源的数量及效率配置是经济增长的约束动因。本文以西北五省区的金融支持为研究对象,归纳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验证西北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揭示金融化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对经济增长有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根据实证分析结论,提出推动西北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操作性建议。     

论金融资源的非有效供给

合理配置和使用金融资源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针对金融寻租竞争中的租金耗散现象,对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金融资源供给效率进行了分析。本文的结论是:金融资源非有效供给是全球金融发展中的共同现象,发达国家表现为无法形成有效需求的金融资源供给,转型国家表现为高社会成本的金融资源供给。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金融资源所有者的权利,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形成平等互利的金融资源交换机制,才能形成适应经济增长的金融发展模式。     

从金融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在剖析金融支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机理的基础上，从系统循环的视角讨论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的思想根源；解构金融改革如何以制度创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有效缓解融资约束、促进资源优化配置、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刻画如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以恰当的政府干预与制度约束阻遏宏观金融内生不稳定状态、抑制渐进性改革进程中的结构性套利机会，以内外兼顾、激励相容的“大禹改进”策略设计，构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金融安全屏障，为理解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与启示。     

云南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关系

云南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均较为滞后,究竟是金融发展阻碍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制约金融发展,一直是云南省政府及社会关注的问题。以国内外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理论和1978～2009年云南的经验为基础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示:一方面,云南金融发展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因,金融发展尚未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传导机制;另一方面,云南经济对金融发展虽然存在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较为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金融的全面发展。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区域金融发展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兼论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金融投资高回报致使制造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导致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现象。利用2012—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存在明显的推动作用,且金融化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融资约束是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重要渠道,而企业间的同群效应更是加剧了这种影响。基于此,要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加强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对经理层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明确主营业务和金融业务之间的主次关系;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监管,引导资金流向。     

贵州经济增长与金融成长的耦合及其实证分析

金融成长有明显的区域性,对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推动力。对贵州区域金融成长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一)贵州金融相关比率(FIR)低于全国水平,这是由中国金融发展二元特性决定的;(二)贵州的M2/GDP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高于全国水平,这可以从经济的信用化和国有银行信用垄断两个方面来解释;(三)贵州的SLR(金融中介效率)无论是时间上的纵比还是空间上的横比,正好与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背离。说明贵州金融机构在从储蓄到贷款再向投资转化、促进贵州经济增长方面是无效率的。     

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分区数据的实证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结论。本文以1979—2004年各省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探讨中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微弱相关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是负相关。结果还表明经济繁荣地区的金融中介成本与经济增长关系比经济发展地区、经济落后地区要强．文章对此现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释。     

中国艺术品金融化模式研究

艺术品金融化的目的是要有效增加流动性,分散市场风险并促进财富的增长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本文将艺术品金融化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艺术品从单纯意义上的艺术品形态发展出商品形态。第二阶段,随着市场的成熟和资本寻求新的投资渠道,艺术品又出现资产化、金融化的倾向,成为证券、房地产市场之外为投资者带来经济利益的投资对象。第三阶段,通过公开交易平台,以艺术品为原生产品进行衍生交易获利,实现了所有权和交易权的分离,降低了参与门槛,带来了新的运作手段和运营模式。在艺术品金融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模式创新。本文对中国艺术品产权交易市场形成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分析,并提出了我国艺术品金融化模式的两大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