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儿童保护与社会政策的经验比较分析及启示

儿童的福祉与社会保护是社会福利领域的一个核心主题。在欧洲发达国家,自20世纪中期以来,针对未成年人的福利津贴项目、社会服务和社会政策是政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由于有关儿童保护的价值观、伦理及实践方面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加上文化与社会观念的差异,欧洲各国针对儿童保护的政策与社会服务在理念、模式与实践方法上不尽相同。比较分析不同福利体制类型下的儿童保护制度与社会政策,将为我国在社会加速转型与家庭变迁背景下,发展与实施社会儿童保护制度与政策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实践方法。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福利国家与社会和谐——北欧模式探源

经济发展是否必须以社会和谐为代价?公平与效率二者能否兼得?这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争论、目前仍在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作为发达国家中的后来者,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几个北欧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所谓"中间道路"。自那时以来,这几个国家在实现了经济长期以来相对稳定、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北欧模式。虽然北欧模式也历经艰难曲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欧洲一体化更是向具有地域特征的"北欧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但是,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每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各种指标测算,这几个北欧国家仍无可争议地属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最安定、最和谐的国家。与此同时,按照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和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每年公布的世界竞争力排名,近几年来这几个北欧国家又一直名列前茅。也就是说,北欧国家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实现了社会和谐。北欧的社会发展的确有其得天独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决定了北欧模式不能被移植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但北欧模式的成因并不在于、至少主要不在于它的一些特殊条件,而在于它顺应了生产社会化——其中包含着物质资料生产和劳动力生产两个方面——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社会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北欧模式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后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的理论路径与现实选择——基于“公民身份”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福利国家遇到了各个领域的巨大挑战,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使福利国家进入了“后福利”的时代。在对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进行改革与反思的过程中,“公民身份”(citizenship)进入了理论家和社会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公民身份危机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凸显出消极的后果,福利国家所处的两难困境就是这种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权利的危机与制度的困境暴露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在局限,而公民身份的拓展与延伸在挑战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同时,也将为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的社会规约与国家治理——基于英、德、美三国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代福利国家迅速发展,尾大不掉的重要原因就是福利国家可以在客观上起到的社会规约功能。英国工业化早期的济贫法体系,德意志帝国的社会保险立法,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社会界分等都具有很重要的社会规约功能,不少还具有社会强制性。但是,俾斯麦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规约而进行的社会保险立法为欧美绝大多数国家所逐步借鉴和采纳。在客观上,西方福利国家起到了良好的社会规约效果：通过福利国家能够实现对人口、信息、人口流动、国民财富等社会资源实现有效的社会规约和社会再分配。通过福利国家实现社会规约和整合功能,可以为我们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所借鉴,只是需要对其具体方法做一定的优化和改进,进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国家的治理水平和能力。     

福利国家模式、增长悖论与再平衡：对中国现代化及共同富裕的启示

作为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创造,福利国家模式确立的初衷旨在达成兼顾效率公平的社会进步秩序。但这种基于福特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自身蕴含了一个增长悖论,即经济增长可能引致更多的福利支出需求,福利负担的加重反过来会削弱经济增长和福利支出的基础。19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服务化、老龄化使得增长悖论凸显,各国不得不在财政约束、收入公平和就业增长“三难困境”中做出权衡,由此持续至今的结构改革加剧了福利国家模式分化。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福利国家模式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有诸多启发价值。     

马克思需要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论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的关键在于被广大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即获得社会心理认同。但是,物质需要的充足与文化需要的匮乏不仅导致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层矛盾与冲突,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理认同的阻碍。党的十八大明确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十九大则提出应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判断,不仅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指明了方向,也构成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理认同的现实基石。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理认同的客观基础和推动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理认同的培育必须立足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引导人们摆脱异化的需要,追求人化的需要,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以此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心理认同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从自发走向自觉。     

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路径选择: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探讨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我国的应用,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本文探讨了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理论取向、核心议题与本土化路径等基本问题。社会冲突理论的两大理论传统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我国的社会冲突研究需要树立分析、批判兼顾的理论取向。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核心议题是增进冲突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包括解释、规范冲突现象,化冲突为社会革新和进步的动力等。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和发现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冲突理论是社会冲突理论本土化的必然路径,只有建构起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本土冲突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冲突理论的本土化。     

国家、市场与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的反思与前瞻

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界定国家、市场在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角色,是社会政策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以此为视角考察新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时期、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及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将国家视为社会政策的唯一主体,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在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时期,国家大幅度退出社会福利领域,市场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注重借鉴当代国际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的最新成果,强调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基本职责,同时借助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注重发挥社会、社区、家庭乃至个人等各方面的力量,以实现国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世纪初以来,在实施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建设等重大战略举措的背景下,这种新型社会政策已经曙光初现,但其发展完善仍然任重道远。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理论框架与制度优化

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发展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优化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以便使国家与家庭在民生保障中更加充分地发挥作用。国家与家庭关系是各国制定与实施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基础性问题。我国社会政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当前,我国在此方面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厘清国家与家庭之间的主导责任关系,如何在国家与家庭之间达成合理且有效的责任分工,以及如何优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功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的社会政策中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既不应该是“去家庭化”,也不是简单的“再家庭化”模式,而是应该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家国衔接与合作”模式。为此,应该本着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在民生建设领域积极强化国家责任,发挥好家庭在民生保障和服务中的作用,针对具体情况确定国家与家庭在具体民生项目中的责任关系并通过制度协调实现国家与家庭的功能互补与衔接。     

新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建构和发展的若干理论分析

在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社会政策也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条件。在新时期中,面对新的社会条件,要求我国社会政策有新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新的制度建构和运行机制,以及新的管理思路。为此,本文在分析新时期我国社会政策新的社会背景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我国新时期社会政策的政府责任及社会参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制度建构、运行机制,以及社会政策的法制化和管理体制建构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社会政策的新福利国家理论要点,讨论了社会公平价值基础的意义,提出并分析了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条件下社会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模式,最后提出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度建构的一些基本原则。     

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与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核心理论政策议题

2005年是中国社会发展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历程中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时刻,经济体制改革、医药、教育、住房等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模式与社会发展方向再度成为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困境引发社会各界对卫生体制改革反思,如何统筹城乡卫生事业发展,建立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成为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当前,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框架设计与全民健康照顾服务体系建设实践正面临诸多基础议题,为什么要建立,必要性与可行性,什么时间,如何建立,现行各种制度如何衔接,是否有财政能力,应设置几种缴费标准,长远规划与战略目标等是全民医保制度建设不可回避的关键性议题。综观国内外社会发展经验,人类健康需要、卫生政策与健康照顾服务已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政府职能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建立健全社会基础设施体系,奠定和谐的社会基础。     

风险与技术双向驱动的互联网社会治理：核心议题与前沿趋势

大规模在线数据的增长及其可获取性为开展人类社会行为与互动的互联网治理研究提供了机会,同时催生了新的问题与方法。当前,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核心议题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虚假信息、公共危机事件、网络欺凌与极端主义等。在问题与技术的双向驱动下,社会风险治理结合数据技术与计算方法,广泛运用数据收集与存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群体智能等方法,一方面拓宽了社会风险治理的工具视野,另一方面也为风险感知和预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文选取面向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三大议题,通过对新近研究的梳理,揭示未来互联网社会风险治理的技术应用趋势和挑战,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治理提供前沿参考。     

社会运动理论的演变理路：国家视角的再出发

现代社会运动本质上是民众为影响日益扩大的国家权力来实现自己的局部利益或影响一定社会变迁的一种集体行动。因而国家视角对于整体性把握社会运动理论意义重大,故以国家视角对社会运动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回顾,来梳理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并给出对国家视角兴起、衰落和回归历程的可能解释。在此基础上,社会运动研究对于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将不言自明。     

社会建设的困境：生产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

基于文献梳理,本文从社会政策的视角识别当前社会建设的内容与特征,并将其定义为福利国家建设。围绕有效治理与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现有的治理机制使得中央政府层面旨在达致保护主义社会政策的规划在地方实践层面演变为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实践,地方政府的社会建设实践面临着生产主义取向与保护主义取向的紧张,不能有效地处理秩序与权利,维稳与维权的平衡关系。尽管网络问政推动的问责与人口转型诱致的劳动力竞争,构成了突破这一困局的积极因素,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实现治理转型而具有局限性。     

国家力量、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理论探索与比较分析

本文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为分析对象,从比较的层面出发,对上述三个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同时也侧重政治经济分析和社会学的诠释.作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内涵来理解中国、日本和韩国福利范式的内涵与特征,即国家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交织作用对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影响.作者认为,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福利范式并不是同一类型,虽然人们笼统将它们三者归类为"东亚福利模式",但它们各自仍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或差异是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就此展开了讨论.     

生活世界殖民化、话语商谈与福利国家的未来——兼论哈贝马斯与马歇尔、罗尔斯的区别

本文从福利的角度将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马歇尔、罗尔斯的思想进行了比较,认为哈贝马斯既不满于新自由主义的以个人为中心完全竞争的思想,也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集权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制度模式,他从以往物质和金钱的再分配转移到了通过文化、伦理层面的话语商谈提高全社会福利,通过话语商谈理论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使人人都生活在一个推己及人、情致意尽、惜老怜贫的美好世界。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元议题”：何谓“社会” ？——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的多维性

在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研究议题中, “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元议题”。理解国家与社会之关系,需要建立在理解“国家”与“社会”概念的基础上。然而,学界对“社会”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导致了“社会”概念的“模糊性”,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基于此,以重返“元议题”的提法,引出“社会”概念的“模糊性”问题,在回顾中国学者引进、发展和批判“国家—社会”二元分析框架之过程的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中“社会”概念最有代表性的四个维度：组织维度的“社会”、治理单元维度的“社会”、本位维度的“社会”和总体性维度的“社会”,进而指出“国家”概念单维性与“社会”概念多维性之间的“维度错配”,以及这种“维度错配”导致的只见“经验切片”不见“生态系统”、概念创造的“内卷化”和衍生范畴的“模糊性”等问题。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式国家治理研究的发展,为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下一阶段的研究必须增进“社会”概念理解的统一性和全面性,搭建起多种叙事框架有效开展学术对话的桥梁。     

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研究述评

经历了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之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时期,相继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共治"、"国家嵌入社会"等理论,重新思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表明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走出了零和博弈的传统观念,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出现,对加深人们对社会的理解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