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溪诚说的《易》理阐释

诚是周濂溪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为了重塑儒学以人伦为本位的人学,建构儒学的思辨哲学,以应对佛、道的挑战,周濂溪以<周易>经传思想重新诠释了诚作为人伦之本的哲学依据,以<易>理赋予诚多方面的含义,并以之建构了诚的修养论.周濂溪诚说的理论建构,体现了鲜明的<易>理化特点.     

《史记》易学管窥

《史记》作为一部实录性历史巨著,记载了一些与《周易》相关的资料,这些记载既可以窥见中国易学发展的概况,又与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及情感体验相关,理解这些,对于全面把握《史记》的意蕴有重要意义。     

帛《易》源流蠡测

今本《周易》为王弼所传东汉费直古文易本,考之竹简本,今本与竹本大体相似,证明了今本确为古文《易》本无疑。而帛本《周易》应为汉初田何所传今文《易》本。理由有二:一,从时间上说,帛本经传的抄写时间应在文帝或文帝之前,基本可界定在高祖至吕后执政的二十余年间,这符合汉初传《易》“本于田何一家”的史书记载。二,从学术归属上看,帛《易》以“乖”代“睽”、以“礼”代“履”作卦名,显然受到《序卦》“睽者,乖也”、“履者,礼也”的影响,此与汉初田何一系“训诂举大谊”的学风也很相似。田何所传今文《易》本,包括“今义”和“古义”两方面,“今义”指以“德行”“仁义”谈《易》的内容,“古义”指以占筮及阴阳灾变谈《易》的内容。帛书经文卦序与京房《易》八宫卦序的密切关系,及帛本《易传》中大量孔子论阴阳五行、占筮梦兆的语句,都反映了马王堆帛本《易》可能为史籍所载田何弟子周王孙所持“古义”的传抄本。     

杨慎考《易》溯源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他擅长经学考据,对《周易》中所涉及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思想流脉等做了新的考证,其中不乏极富创见和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也存有附会与考据不实的缺憾。文章选取了其中的31例考证,做了一番溯源与辨析,揭示了其经学考证的基本面貌,对我们今天深化研究杨慎的《易》学及其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光地《易》例及评价

李光地易学关于《易》例理论的建设,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李光地《易》例理论包括时、位、德、应、比、卦主说等方面,突破了"时"被规定于"特定背景"(卦)中,各爻之"时"互相影响的束缚;解决了二爻不谈论"当位"、"不当位"问题的理论根据;提出了阴爻与阴爻,阳爻同阳爻在适宜的情境下可以感应,上下两体二爻间的感应有众爻应一爻,或一爻应众爻等情形;明确了卦主说的认定标准与种类。李光地《易》例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     

支遁诗文援《易》解佛探幽

东晋高僧支遁留存下来的《支遁集》存在大量援引《周易》词汇的现象。从支遁诗文援引《周易》义例中可以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国僧人是通过“格义”方式解读领会佛教理论的。一定程度上,《周易》与佛教的思想相通是支遁对《周易》思想熟稔运用的基础,支遁个人对《周易》的学习与接受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析《易·乾》

“乾”卦的字形应从徐铉释义,取太阳上升之意,不宜从闻一多龙星之说。爻辞所称之“龙”,应还原为现实生活中的“蛇”来解说。按还原的“龙”来解释“乾”卦各段卦文,辞意可以逐一落到实处。《易经》文字出现的先后关系是:先有爻辞叙事,次有爻辞占断,再被归纳出卦名,最后作总的把握与占测,于是出现卦辞。     

略论王夫之解《易》的尊本文原则

我们研究王夫之的易学著作,往往倾向于注意他借题发挥的内容,容易忽视他对《周易》本文的解读。本文即以后者为重点,以王夫之尊本文的解易原则为中心,以他对十二消息卦、五行八卦图及重卦的看法作为例子,分析他在具体运用尊本文原则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和特点。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弗雷格《算术基础》的动机问题

本文讨论弗雷格《算术基础》的动机问题,着重分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弗雷格的动机是纯数学的,另一种则认为他是出于纯粹的哲学动机。我们认为这两种表面的对立却出自同一个方法论立场：试图在数学和哲学之间制造一个泾渭分明的鸿沟。而正是这种使哲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种与数学和数理逻辑的紧密联系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论,才是理解弗雷格思想的最大障碍。所以我们讨论动机问题,其主要的趣味不是这个问题本身,而是试图重新揭示数学和哲学在弗雷格思想中的密切联系。     

《周易》"变易"思想与苏轼的处世哲学

苏轼的处世哲学深受《周易》思想的影响,《周易》的核心精神"变易"思想,尤其对苏轼人生态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坚信"否极泰来"的变易哲理,认为欲成就"大器"必须经过风吹雨打的磨练,所以在被贬期间他能静以待会、勤学自爱,从而无往而不自得。     

王夫之的《周易》研究

王夫之研究《易经》颇有独到之处,其在《周易》研究中引入传统训诂,又不拘泥于传统训诂方法探求词义以及随文释义等方面做出了不同于《易》学诸家的解读异彩。     

论《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构建源于《周易》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不仅是对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具有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来源于《周易》。《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下尊卑的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框架。     

《周易》"德"论析

<周易>通过打通天道与人道,为人道之"德"找到了形上学根基,并通过九卦的三陈建立了由内而外、由个人而天下的完整的"德"论体系."德"不仅是沟通天人的桥梁,而且是谛造君子和天下得平的途径.透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和思辨语言,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在表"德".     

论《周易》"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周易》“天人合一”的思维方法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一方面象孝敬父母那样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去“辅相”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天人是一个开放、动态、不断调整的整体,这就为现在地球生态的严重失衡和生活环境的日益恶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框架。     

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兼及《史记》与《诗经》之关系

从史学与文学两个角考察,《史记》中充分地体现了司马迁的《诗经》观,《史记》与《诗经》两者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史学角度看,《史记》不少处借鉴利用了《诗经》,从文学角度看,《史记》又评论探究了《诗经》的诸多问题,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两部典籍,探求《史记》与《诗经》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深远。     

《周易》生命哲学观的"生生"之维

<周易>中,"生生"之"道"意指"援天道证人事"之道和"阴阳"之道;"生生"之"德"重在指导人生价值的取舍;"生生"之"情"具体是圣人的忧患之情和常人的人伦之情;"生生"之"境"的具体化为"时"、理想化为"境界",这四个方面相依相成,构筑了<周易>有道可依、有德可彰、有情可显、有境可待的"生生"的生命哲学观.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