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考

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受到需求侧的制约。最大限度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能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中等收入群体既有消费需求又有消费能力,对于该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对于中等收入及其潜在群体的精准识别和精准培育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我们需要在对学术界常用的四种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标准及其内涵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有差别的测量标准、发挥示范区引领作用、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发挥教育的功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职业结构、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和精准识别与培育潜在的中等收入者。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将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必须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兼谈“中等收入者占多数”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使收入分配格局合理有序，“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其中，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由于“农村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偏低，已经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扩大这一群体的比重，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在农村得以实现。关于扩大农村中等收入者比例的途径，本文着重从影响农村中等收入者扩大的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分析，希望借此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测度与分析——基于国家统计局分组数据的研究

文章在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合理界定的基础上,改进了基于分组数据的收入群体划分和测度方法。通过对1985—2008年我国城镇收入群体的状况进行测度,进而对城镇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得出制约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的主要因素。     

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互联网消费特征及其经济社会价值

当前,我国约有4亿中等收入人口,中等收入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从事新经济新技术、具有较高文化资本和较年轻的新兴中等收入群体逐渐崛起。互联网消费是新兴中等收入群体最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积极拥抱互联网消费的同时,也展现出作为消费者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并付诸实践。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所蕴含的积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有助于扩大内需并建构一种良性的消费文化,有助于增强社会参与、推动改善社会治理。因此,应从收入分配、职业结构转型和业态创新等多个角度探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扩大新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是创新民生建设、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也是扩大消费、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国内十年公民资格理论研究综述——以知识引介、本土转化为线索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厘清政府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职能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城乡居民收入规模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较之于市场作用而言,政府作用更具有优势。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微观规制、收入支付四个不同层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最终形成。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社会保障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文章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探讨造成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文章对我国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障项目、水平进行了对比分析,实证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对扩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程度。     

第三产业行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实现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增长需要在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中密切关注其结构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及其收入结构均呈现出非均衡—均衡的发展态势,但是行业结构与收入结构之间的发展并不对称。行业结构的变动通过就业结构、要素禀赋结构、行业间技术水平的差异、市场化程度等中间机制的作用影响收入结构。提升第三产业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其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首先应当调整其内部行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的转型发展,进而利用行业结构与收入结构的关联性,实现两者的合理搭配。     

论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在数量上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在质量方面要求中等收入阶层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获取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与壮大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的营造,本质上归于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城市化;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场分配为主、以政府调控再分配为辅的分配机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努力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与黑龙江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从供给约束型转向了需求约束型经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黑龙江省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压力。为促进黑龙江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而中等收入群体是消费市场的主体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无疑会促进整体消费需求水平的提高。从黑龙江经济发展的实际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应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格局,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机制,以及保护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稳步增长的机制。如此,才能对黑龙江经济增长起到促进和拉动作用。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思考

中国已经出现一个中等收入群体 ,但比重很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对于加速我国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极为重要。大力发展经济是“扩中”的根本之策 ,但也与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