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挽歌”:难以抗拒的生存绝境——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代表性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动物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叙事基点进而揭示动物物种所面临的举步维艰的生存绝境,从而表达一种强烈的末世"挽歌"情结,这几乎可以看做是最为常见也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一类主述模式表达。文章正是立足于从具体的叙事语法、艺术规范、主述框架等艺术形式层面的考察,以及根基于伦理指向、情感范畴与价值旨归等思想内容层面的深入探讨,以求从更为全面与科学化的意义上去审视这一特殊的"挽歌"类叙事类型。     

一个关乎道德与伦理的评判准则——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标尺”模式述评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立足于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深入挖掘,以一种评判标尺的维度展开对人性之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等相关伦理层面的探讨,在类型叙事学的意义上形成了一类特殊的主述模式表达——“标尺”模式.文章着眼于对该主述模式的基础叙事逻辑“抉择+纠结”、伦理价值指向以及正反角色担当等多个重要向度加以系统论证,研究过程本身也彰显出“标尺”类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及其在当代文学整体格局中所具备的独特价值意义.     

“寻找”的尴尬与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的主述模式考量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创作中,以“遗失+寻找”作为主述模式进而表现人或动物所承担的某种无法弥合的情感遗失之痛,总体呈现出“逝去的终不再来”的功能意义指向,已成为一种相对固定的基础类型表述方式.从该类型的总体事序结构、角色身份设置与悲剧性结局的叙事指向三个主体向度,深入探讨了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寻找”类动物叙事模式偏于科学化、理论化的阐释.     

文学伦理之“常”与作品生命之“长”

文学伦理是从对文字符号的阅读、领悟转化而来的伦理体验,伦理观的传递主要是由作家的伦理意识、作品的伦理形象、文字的伦理表达来完成的.作家的伦理意识既要啮合于现实生存伦理,又要在这实存中提纯出伦理之“常”;伦理形象往往因承载思潮、观念、习俗等诸多元素而善恶模糊,可以导致“多靶向”的流传;伦理叙事是用文学性语言说出的别样话语,它并非是训诫与说服,却承载着训诫与说服的功能.文学要在生活常态之中寻求伦理的超越,才能完善文学的功能指向,使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得以持久.     

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中国当代动物叙事主述模式类型研究——以新时期文学(1978—2008)为重点

在中国当代动物叙事诸种类型创作中,从叙事语法与主述模式的角度深入到对动物叙事文本的考察当中,立足于具体的文本分析与情节功能、叙事结构的细化研究,可以清晰而明确地得出四类主述模式表达类型:分别为"寻找"类、"挽歌"类、"报恩"类以及"标尺"类。本论文以新时期1978至2008作为重要时间节点,选取各类型较具代表性的动物叙事文本作为探讨依据,着眼于对各主述模式的类型特质、情感范畴、叙事逻辑等相关层面的深入探讨与系统梳理,进而给予当代动物叙事一个偏于科学化、理论化层面的有效阐释,论文的研究本身也将为动物叙事类型学与神话历史根源整体研究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胡塞尔现象学:叙事伦理的奠基与预演

叙事活动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叙事伦理是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伦理学转向”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地料理现代知识的态度与方法,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本文通过对“现象”、“朝向”、“意义”、“总体性”、“普遍陈述”、“生活世界”、“交互主体性”等七大胡塞尔命题的解释与修正,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伦理面向,对叙事伦理研究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方位有着非同寻常的定向作用,并为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之结合,为理性伦理转换为叙事伦理,作出了别出心裁的铺垫.     

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试析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的题材特质与叙事优势

中国当代文学动物叙事创作在众多当代小说叙述类型当中具有突出的题材物质与特殊的叙事能指,其叙述手法在表现策略、类型特质、民族性交融和思想深度等多个向度表现出其独有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当代动物叙事所特有的叙事深度极其重要的伦理价值指向.     

论刘震云小说中的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亲情伦理叙事、婚姻伦理叙事和门第伦理叙事是其所要着力呈现的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3个维度。上述伦理叙事皆呈现出非常规性的叙事特征。小说中的伦理叙事又暗含着具有作家主体性的叙事伦理,也就是说"无根的无奈与寻根坚守的追问"和"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庸俗"这对富有启示性的叙事伦理指向。     

传统与现代之间——曹禺戏剧话语的一种阐释

曹禺不同戏剧文本中存在着复杂的叙事结构.其中之一是以革命话语为主线的"现代性"叙事结构,而其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对革命理性的反拨又形成另一叙事主线;可是传统伦理话语模式的复活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正是这些"复调"式结构自身的矛盾张力形成了文本的复杂性与多意性,从而使人们能不断地在文本现实指涉意义之外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论“怪人”形象的现代意蕴

文学中的“怪人”形象包括疯子、傻瓜、白痴、狂人、小丑、身体残缺者、畸形人、变态者等,他们在文学观念与审美形态两个层面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现代内涵.“怪人”形象一方面折射出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面貌,展示出“人的文学”观之产生、成熟和日趋复杂的现代性走向;另一方面则完成了文学审美形态的现代变革：它以反讽怪诞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喜剧色彩鲜明,呈现出“审丑”倾向,“怪人”式叙事人的选取则实现了叙事视角的现代性转换.     

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

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上承鲁迅、巴金等现代传统,又感应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动物叙事中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的出现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情感讲述中的女性形象再现差异及建构——《楚天都市报》“情感讲述”与《新民晚报》“麻辣情医”女性形象叙事分析

本文以武汉的《楚天都市报》和上海的《新民晚报》为例,运用叙事分析的方式观照我国当代城市新闻媒体对于女性这一群体的情感再现或是集体素描,并分析了这些“再现”对于该群体之社会身份形成即在城市社会所获得的文化认可所造成的意义和影响。认为两家报纸情感讲述都采用了高度类型化的叙事方式,进而产制了高度类型化的女性形象,但两家报纸的类型化女性形象差异巨大,他们所呈现的形象和经历的故事不同,这些叙事和形象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后果。     

科幻小说《玫瑰与蠕虫》的“二元合一”叙事

《玫瑰与蠕虫》是俄罗斯科幻作家罗伯特·伊巴图林获得多项俄罗斯科幻大奖的小说。小说给人杂乱无序、扑朔迷离、生涩难懂之感。之所以如此,经研究发现,小说整体呈现“二元合一”的叙事模式：小说的叙事空间呈现“异托邦”与“恶托邦”合一;叙事线索呈现明、暗交叉合一;叙事内容呈现二元对立合一;叙事风格呈现科幻与悬疑合一。这种叙事模式最终指向：在当今人工智能和网络科技飞速发展之下,对人类未来会面临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和预警。     

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人鱼”叙事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蕴涵

“人鱼”叙事是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一种蕴涵丰富的故事模式，“人鱼”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海洋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历时性演化历程，拓展和丰富了多方面的海洋文化意蕴，这是一个富有多层次价值的“海洋形象”和文化长链。     

近十年来长篇小说的“新古典”叙事

近十年大量“新古典”小说的涌现,标志着作家对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转化,克服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种种问题,进入了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作家们将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成功地“化入”中国叙事传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更以主体投入的方式进行“有情”的叙事,重新确立了中国当代文学面对历史、现实的主体性。这就使得某些特定的古典诗意范畴获得了与时代相连的新内涵,从而实现了古典抒情境界的现代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