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府治理与善治的实践与探索

治理与善治既是一种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又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统治模式。它强调公共权力的社会化配置,需要成熟的市民社会的现实支持。合法、透明、责任、法治、回应以及有效构成了善治的精神内核,民主发展的最终结果促进了治理的实现。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个逐渐走向治理与善治的过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努力,法治与德治思想的提出,政府主导型治理道路的确立,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电子政府等典型案例的展开,标志着中国在走向善治的道路上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善治之路并不平坦。舶来理论的本土化、治理失效问题的解决、第三种力量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都向我们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

德法共治不是道德与法律简单地累加适用,而是既体现二者区别,又体现二者结合。德法共治要求发挥德治与法治的各自治理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参与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德法共治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手段与治理目标的统一,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本质特征,因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治与法治关系的贴切表达。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德法共治的内在逻辑表现为: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和标志;实现善治的理想状态要以现代道德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和法治建设;坚持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是推进德法共治的重要抓手。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调解的优化路径探析

社区调解是我国的基层纠纷解决制度,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和解决纠纷、鼓励居民自治以及构建和谐社区这三大功能。然而实践中社区调解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产生了过度行政化和居民信任度低等问题。对此,社区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社会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结合”的机制,重新梳理社区调解的功能和定位,通过疏通民主参与渠道等方式,优化和建构社区调解的新模式。     

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基于“辅助性原则”的视角

党中央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要“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其中“自治与法治相结合”居于基础地位,是德治的前提,而要实现“自治与法治相结合”,须弄清二者的界分,否则二者相结合就无从谈起。本文在理论上借用了欧盟的宪治原则——“辅助性原则”,以此作为我国乡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界分原则,其消极面向可以为乡村自治提供独立性支撑,其积极面向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行动空间。在实践中,通过对精选的70份裁判文书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民事案件中,民间习惯和风俗多被优先适用;在程序违法和刑事违法案件中,国家法的适用享有绝对优先权;在自治与法治共同发生影响且形成僵局的案件中,涉及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之诉,由自治组织决定,涉及社会权、经济权、生存权侵害之诉,由法院决定。自治与法治冲突时遵循的是先自治后法治的“辅助性原则”的精神。     

从“善政”到“善治”：我国城市治理的现代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社会转型的加速,城市治理现代化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问题,传统“善政”管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局限,“善治”治理模式应运而生。“善治”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包括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治理结构。我国城市社会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民主体意识日益明晰化、国家政治生活日益法治化,为“善治”提供了现实性基础。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政府机构、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众参与、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手段,是我国城市实现“善政”向“善治”转型的实践理路与方法论选择。     

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

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民主政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对进一步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及基层民主提出新的要求。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体现的基层民主,其与基层治理相融相生、有机复合,能够以人民精神为基层治理嵌入人民性,有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提高社会政治认同,推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进而全方位促进基层善治的实现。在基层治理中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要以改革完善基层人大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发展决策民主和实现民生民主为主要抓手。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在落实,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基层治理互促互进、提质增效。     

善治城市: 中国城市治理转型的目标与路径分析

“善治”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治理模式。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要实现其缓解或消除越来越严重的城市问题的使命,必须摆脱传统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城市治理,实现城市善治。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模式离城市善治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实现城市善治,形成善治城市的关键战略是适当的能力建设和协作管理,即城市政府通过自身“再造”,提升治理能力,增进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同时,努力寻求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企业、公众对城市治理的支持、参与和合作。     

从“五个治”看西藏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一项持久而艰巨的任务.而善治是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社会管理中民族问题的伟大创举;综合治理和长治久安则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依据西藏实际,实行“五个治”,即善治、法治、自治、综治、长治是西藏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国家的治理方式、治理成本与治理绩效

国家的治理有人治、德治、法治等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都是要耗费成本的。对既定的政治理想的贯彻和有约束的治理绩效来讲 ,通过对不同治理方式的成本比较而选择最佳的国家治理模式及其组合 ,是治国者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换言之 ,治国者为达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必须在人治、德治和法治等不同的治理方式及其治理成本上作出选择 ,以达到国家的治理成本最小化和国家治理绩效的最大化。这样看来 ,国家的治理模式的选择在宏观上和抽象意义上便可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同国家治理方式及其涵义界定治理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方式 ,这些方式包括人治、…     

论新时代法德结合共治之道

法德相互结合与法德兼治、共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的治国理政之道。法治与德治虽然都是国家的治理方式,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作用与功能,二者各存其局限性。只有把法律与道德各自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以法律调整人的外在行为,以道德教化人的内心,二者相互辅助、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做到内外兼治,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从历史和实践维度观之,法德结合共治既是中外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具有重大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要真正实现法德结合共治,方法与有效路径有三：第一,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结合;第二,以法治承载道德,以法治保障道德;第三,强化领导干部在法治与德治中的关键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良法善治：逻辑关系、科学内涵和路径选择

良法善治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动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和伟大实践,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机理,集中体现在制度、价值和能力三方面。良法善治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中法治有权威是良法善治的前提,良法与善治之间的同质、同步是其核心要求,具体衡量要素是其判断标准。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任务,必须加快良法善治建设,即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法治的领导,构建良法之治的法治体系,完善德法共治的国家治理,发挥规划的统筹推动作用。     

略论以善治为导向的社区自治

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立格局的形成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推动了社区自治的发展,但其内在基础的薄弱和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冲突,以及自治组织的“行政化”倾向决定了当代中国社区自治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惟有吸收善治理论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等要素,建立政府和社区之间具有合作双赢关系的新型社区自治才是最优选择。     

民生幸福意域下的政府善治

民生幸福是民众根本利益的现实诉求,是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效果的根本标准,同时也是衡量社会改革发展合法性的应然尺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治理来说,实现民生幸福才是最终目的。政府善治是政府与民众合作、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政府善治与民生幸福有着内在的贯通性：民生幸福、安居乐业,社会方能长治久安;政府善治是民生幸福的外部条件和手段,只有实现政府善治才能为民生幸福提供丰富的社会公共资源,从而保障民生幸福。     

试析以善治理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意义与路径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一种新的治国理论,作为政府管理中的一种“舶来品”,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有其必然性。中国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为善治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引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宏观社会环境,其在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中的突出意义是进一步推进全能型政府的解体,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同时,政府改革坚持“公民导向”并引入“顾客”理念,可为善治思想在我国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法治与“德治”

本文对法治、德治及二者之间关系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我们必须注意把握“德治”和“法治”的不同涵义和历史形态的区别。本文指出:从人治走向法治是历史的客观趋势;只有人民才是先进的法治和德治的真正主体;我们应该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建设。     

市民社会的兴起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

市民社会的兴起顺应了公民自治能力提高的要求,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有利于道德建设侧重点的转换,由“官德”而转向“民德”;市民社会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为权力制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途径,市民社会的兴起促使政府统治向治理尤其是善治的转变,建立起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治政府:"德性"内涵的三重解析

仅仅从"法"的层面来解读"法治政府"是有片面性的。实际上,法治政府具有三重"德性"内涵。首先,从法治政府的理据来看,法治政府之"法"应该是"良法"之法;其次,从法治政府的展开来看,法治政府之"治"应该是"善治"之治;最后,法治政府之"政"应该是"公正"之政。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治理

当下中国应该在善治理论的观照下,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为重点,加大政府治理,通过建设透明廉洁政府、服务效能政府、责任权威政府、民主法治政府,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