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北大核心CSCDCSSCI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媒体报道与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

现金持有水平是公司的一项重要财务决策,时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然而超额持有的闲置现金却容易被大股东和管理层随意挥霍甚至侵占,滋生严重的代理问题.本研究从代理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考察和检验了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以2004年—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10 710个公司/年度观察样本为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体报道水平高的公司,其超额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更低;同时,发达的制度环境会增强媒体报道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则会降低媒体报道对超额现金持有水平的边际影响.进一步还发现,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行为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而媒体报道能够降低公司持有超额现金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金持有和媒体报道等领域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决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融资约束、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

  上市公司的股价信息含量是测量资本市场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已有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具有足够的动机和操作空间干预信息披露，其中主动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动机是对外融资。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上市公司长期保持低负债或高现金持有，形成了财务松弛，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当公司存在财务松弛时对外融资依赖下降，因此，逐渐被学界重视的财务松弛现象在理论上会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而对股价信息含量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此，将财务松弛纳入已有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在理论模型推导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利用2007年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财务松弛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中采用股价同步性r²量股价信息含量，根据财务松弛的定义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财务松弛的测量指标，并且利用2007年底出台的《物权法》中应收账款可以抵押贷款这一规定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财务松弛确实是影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因素，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公司内部财务松弛水平的增加会使上市公司减少信息披露，进而降低股价信息含量，在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内生性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这说明作为内部资本结构重要组成内容的财务松弛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特质性信息含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果为研究和监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提供了一个新的内部视角，也将目前学界对财务松弛与公司投融资等经营活动关系的研究拓展到探究财务松弛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治理环境、超额持有现金与过度投资——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2002-2006年非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公司超额持有现金是否导致过度投资,进而检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能否抑制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以及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作用是否与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结果发现,公司超额持有现金会导致过度投资行为,而公司治理环境的改进有利于抑制公司超额持有现金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但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弱化了公司治理环境的这种治理效应.     

负面偏好与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关系研究

  上市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被很多新闻媒体当作负面报道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大量上市企业未披露实际存在的内部控制缺陷。在此背景下研究负面偏好对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以2012年至2017年中国A股主板市场上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为样本,从负面偏好的坏消息过度反应和事物类别诊断两个层面分别探究中国强制实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来,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主要外部利益相关方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采用Tobit、Probit和OLS回归估计方法,检验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与来自监管机构、诉讼相关方、审计师和投资者4个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负面后果之间的关系,并研究企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数量与负面后果程度之间的关系。之后进一步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负面效应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对于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迹象的企业而言,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更易引起负面后果,现阶段的内部控制监管机制对此没有构成有效的威慑;②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过度反应对企业有实质性影响,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显著引起监管处罚、诉讼仲裁、非正常审计师变更和负面市场反应;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充分程度与负面后果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能够削弱与之相对应的负面后果;④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正向调节充分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对负面后果的削弱作用。         负面偏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上市企业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内生动力,催生上市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更多隐瞒和不充分披露,即“劣币驱逐良币”。研究结论为研究内部控制缺陷信息的真实性提供一个新视角,也为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相关部门开展监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     

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双向治理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债务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非常关注。理论分析认为,债务来源差异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但已有研究忽略了这种异质性,或将债务等同于银行借款,并且缺乏对企业投资不足问题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立足于债务治理的角度,考察商业信用这种债务来源对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将商业信用与非效率投资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投资不足领域,同时关注商业信用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类非效率投资问题的双向治理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提出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发挥双向治理作用的研究假设。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从理论上证明商业信用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为验证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的双向治理作用提供实证支持。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商业信用对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        考虑到在RICHARDSON方法的测量下,几乎所有公司的投资都是非效率的,因此借鉴XIAO的研究,认为同时满足两种非效率投资测量方法的观测值才能定义为非效率投资,即实际投资水平与正常投资水平的拟合值之差大于0(小于0)且存在过度投资(投资不足)倾向的样本才能被定义为过度投资(投资不足)。        研究结果表明,商业信用不仅能抑制过度投资,还能缓解投资不足,从而对非效率投资问题发挥双向治理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控制其他负债来源或改变非效率投资样本的划分标准,并不会改变主要结果,表明实证结果比较稳健,商业信用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改善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在目前中国法律制度环境亟待改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仍能对非效率投资实现双向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商业信用的制度性安排,以强化商业信用在中国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治理中的作用,上市公司则有必要进一步重视商业信用,发挥其在融资功能之外的非效率投资治理功能。     

市场化进程、管理层权力与公司现金持有

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是影响公司现金持有的关键因素,管理层权力的大小又体现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程度。本文运用2006-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市场化进程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但由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产生了负面的价值效应,管理层权力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相关,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管理层权力与现金持有水平的正相关性,并进一步弱化管理层权力导致的高额持有现金的负面价值效应;进一步检验表明,权力强大的管理层所持有的高额现金恶化了公司过度投资,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持有大量现金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     

员工建言促进工作绩效：谦卑领导的调节作用

  员工建言虽然有益于组织发展，但是对员工个人却并不总是有利，建言行为对员工自身发展的影响取决于管理者对建言的态度和回应。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有限，并且更多研究探讨忽视和负面评价等消极领导因素在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实现中的阻碍作用，而较少探讨谦卑领导这样一种积极领导因素对员工建言积极效应发挥的促进作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群体卷入模型的视角，探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行为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并检验组织自尊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收集湖北省和江苏省多家企业的367对有效的上-下级配对数据，采用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①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和工作绩效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作为建言对象的管理者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工作绩效的积极影响越强；②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组织自尊的关系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管理者的谦卑领导水平越高，员工建言对组织自尊的积极影响也越强；③组织自尊在谦卑领导与员工建言交互影响工作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员工建言既可能出于对组织利益和发展的关心，也可能出于对自身群体身份和地位信息的寻求，而具有谦卑领导特征的管理者更可能对员工建言持开放态度并给予积极回应，有助于向建言者传递组织对其努力和价值的尊重、重视和认可等有关群体身份和地位的重要信息，增强建言者的组织自尊，进而激发其后续努力工作的动机并做出良好绩效。此即“谏者有为”效应实现机制的一种解释。         探讨谦卑领导在员工建言与工作绩效关系间的调节作用，既是对近年来研究者呼吁探讨领导反馈在员工建言效应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的积极响应，也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拓展。研究结果可以为组织管理实践提供有益启示，提醒管理者应重视建言行为在员工激励中的重要作用，不仅要鼓励和引导员工积极建言，还要对员工建言进行积极倾听和回应。     

融资约束、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

 当外源融资成本较高,而内部现金流又不充足,企业无法为有利的投资机会募集到所需资金不得不放弃部分投资项目时,便会陷入融资约束困境,导致管理层不得不削减现金支出或提高流动性。而避税在降低企业纳税义务的同时,伴随的是现金支出的降低。因此,企业可能会选择激进的避税,以缓解资金方面的困境。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可能会受到内部控制的约束,高质量内部控制可显著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降低企业外源融资成本和管控税收违法风险,因而可能会弱化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研究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考察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企业激进避税的动机。基于2008年至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KZ模型度量融资约束,采用会计实际税率及其变体度量企业避税,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多元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融资约束能否诱发企业激进的避税,以及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否抑制融资约束所导致的企业激进避税动机。        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程度显著正相关,在控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二者的正相关关系依旧显著;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改善,融资约束与企业激进避税之间的正向关系显著减弱。激进的避税是陷入融资约束困境企业改善资金短缺状况的替代选择,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融资约束诱发的激进避税。从多个角度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产权性质和金融环境的差别均不会影响上述结果。        研究结果有助于学术界丰富和深化对融资约束经济后果、企业避税诱因以及内部控制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识,也能为税务机关、金融监管当局和企业提供有益的启示。政府应加快培育宽松和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搭建有效的沟通渠道,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简化企业融资手续,提高金融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税务机关与融资约束企业之间应该建立灵活的协调沟通机制,理解和关怀融资约束企业面临的困境;推动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全面实施,强化信息披露,改善信息环境。     

传统企业电子商务战略启动：阶段特征与决策行为差异

 “互联网+”战略提出中国传统企业可通过实施电子商务实现网络使能的企业转型。已有多数研究检验高层管理者、IT规划和商务变革在网络使能转型中的作用。尽管对于传统企业来说电子商务战略启动很重要,但如何在战略层面推进电子商务战略启动,在战略和信息系统领域还缺乏相关的研究。特别是,信息技术采纳和扩散范式无法解释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新特征,也少有研究对高层管理者和组织因素如何影响电子商务战略启动进行实证检验,因此出现明显的研究缺口。        从战略启动视角,检验高层领导团队沟通对电子商务价值和风险感知的驱动作用以及战略决策对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中介效应。基于LECHNER提出的战略启动框架,从高层管理者和组织两个层面提出研究模型,探究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阶段特征以及差异化的决策行为。为了解释决策群体认知、e就绪、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假设。通过收集170家传统企业由信息系统和商务管理者填写的两阶段匹配调查数据,采用PLS结构方程对决策群体认知、e就绪、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商务战略启动是由领导团队沟通、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构成的关联结构,群体决策认知和战略决策起重要中介效应;将e就绪作为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基础要素,研究结果确认了e就绪对战略决策行为的调节作用,即较低的e就绪水平会抑制决策群体对风险的认知能力,导致电子商务战略启动的非理性决策。        研究结果为传统企业电子商务战略启动提供了有价值的机制启示,揭示了传统企业网络使能转型中电子商务战略执行的阶段特征,e就绪的调节效应说明企业应该增加对组织资源准备的聚焦,增强企业网络使能转型的准备经验,进而支持电子商务实施。对于探索如何促进传统企业“互联网+”转型提供了战略启动层面的实践启示。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与上市公司多元化

本文放宽了传统的公司多元化动机理论的决策者理性假设,从行为金融学和自由现金流视角,以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0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自由现金流以及两者的交互效应对于上市公司多元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促进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丰富的自由现金流对上市公司多元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公司自由现金流充裕时,与管理者非过度自信的公司相比,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的多元化水平更高。     

资源配置战略与企业现金持有

本文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资源配置战略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投资主导型企业，经营主导型企业更倾向于持有较多现金。进一步检验发现产权性质与市场地位分别对资源配置战略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投资机会和内部融资约束分别在资源配置战略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不仅拓展和完善了现金持有研究的理论认识，进一步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对企业优化现金持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企业价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反倾销制裁对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反倾销制裁给国际贸易摩擦受害国的微观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实证研究反倾销制裁对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发现反倾销制裁会降低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然后分别检验现金持有的融资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但没有发现这两种机制的稳健性实证证据.进一步地，基于反倾销制裁对企业投资机会的影响，提出现金持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理论，实证结果支持这一理论.最后发现面临反倾销制裁时上市公司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价值.研究结论增加现金持有政策的国际贸易研究新视角，而且为我国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制定公司金融政策提供借鉴.     

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国企在不断引入非国有资本发生混改过程中,既可能因硬化预算约束而强化企业融资约束,又可能通过形成多元股权融合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那么,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本文基于我国A股2003～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平衡面板的经验证据表明:国企股权多样性、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对现金持有水平存在差异影响,仅股权融合度与现金持有水平正相关。除股权多样性外,融合度与控制权转移主要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影响现金持有行为,股权融合度在抑制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促使现金持有水平增加的同时,还促进了研发投入。控制权转移在减少超额持现的过度投资的同时,还增加了研发投入与股利支付。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多样性因未优化现金持有行为最终也未带来企业价值的提升,股权融合度所优化的现金持有行为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现金持有水平较低时较为凸显,控制权转移在优化现金持有行为的同时亦明显提升了企业价值。上述发现在为时下进行的国企混改提供政策参考的同时,也为混改国企的现金持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借鉴。     

内部控制质量、供应商关系与成本粘性

 与管理会计中关于成本性态的经典线性假设不同,成本粘性表现为成本随业务量上下变动时的非对称性。从成本的构成要素及其特征的角度看,资本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均已被证明会加剧成本粘性。而探索采购环节中与供应商关系的集中程度和波动程度是否会对成本粘性产生影响并将其影响效果在不同的内部控制质量下进行比较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集中程度和波动程度既会因信息机制而影响到调整成本,也会通过治理机制影响到代理成本,并最终作用于成本粘性。以成本粘性理论为基础,从2010年至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定6 214个公司-年样本,采用OLS回归对内部控制质量和供应商关系如何影响成本粘性展开研究,并通过若干稳健性检验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供应商集中程度可以减弱成本粘性,而较大的供应商波动程度却会加剧成本粘性;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地缓解供应商波动程度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而其在供应商集中程度与成本粘性之间却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将样本按照产权性质分组后还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供应商集中程度对成本粘性有更大的减弱作用,而供应商波动程度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也会有所缓解。        公司在采购环节保持的供应商关系同样会对成本粘性产生重要影响,并会因内部控制质量或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结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从成本构成要素这一角度对成本粘性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实现“去产能、减成本”的目标提供可选择路径。     

研发模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知识基础的调节作用

 在创新日益呈现出复杂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企业对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的合理选择及组合运用是提升创新效果的重要途径，但目前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方面，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两种研发模式对不同类型创新(如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影响机理和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还未被厘清；另一方面，企业层面特征(如知识基础)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已有研究中较少涉及。        针对上述研究现状和现实背景，整合知识基础观和创新管理相关理论，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收集310家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企业合作研发和内部研发对其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知识深度和知识宽度对企业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内部研发，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更突出；相对于合作研发，内部研发对渐进式创新绩效的作用更为明显。知识深度在合作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内部研发与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关系，但负向调节内部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宽度在内部研发对突破式和渐进式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合作研发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合作研发与渐进创新绩效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考虑了不同研发模式对不同创新类型的影响，丰富了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知识基础作为调节变量，也为研发模式与企业创新之间权变因素的研究做出增量贡献；跳出了相关研究中关于合作研发与内部研发究竟是替代性还是互补性关系的争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管理实践层面，企业应根据自身的知识基础以及期望提升的创新类型来选择合适的研发策略。     

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

 董事会的组织建设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研究重点。基于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已有研究针对董事会人力资本及其异质性与公司绩效间的主效应进行大量探讨。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中国国情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选择学历水平和海外经历作为董事会人力资本考察指标,探讨董事会人力资本均值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并进一步研究董事会成员海外经历对董事会成员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将2009年至2015年沪、深A股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纳入研究范围,筛选出1 386家数据完整的公司,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运用Stata 14.0,采用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人力资本情况对公司绩效具有重要影响。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公司绩效,学历水平异质性正向调节平均学历水平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也会促进公司绩效,而海外经历异质性负向调节海外经历成员占比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负向调节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即随着董事会海外经历成员占比的提高,董事会成员平均学历水平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        研究结论丰富了董事会组织行为的研究,创新性地提出董事会人力资本对公司绩效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了董事会治理结构的标准,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化水平这一必然趋势,对上市公司加强董事会人才队伍建设、优化治理层人力资本水平、实现更高绩效目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