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意在弄清二 、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 的历史教训,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现 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抗战前后国民政府的西北工业建设战略

抗战前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根据地地位的确立,国民政府筹划与实施了西北工业建设战略。该战略大力发展矿产及重工业,积极支持轻工业建设,并进一步加强与扩充手工业,以作为轻重工业的有力补充。西北工业战略的实施,不仅支持了长期抗战,促进了西北的开发与建设,而且对西北经济与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改善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区,并加快了西北城镇化的进程。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北平邮政工作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北平邮政管理局进行了接收。在正式接收之前,交通部邮政总局制定了四项法令,并在北平成立了特派员办公处,以指导接收工作的开展与各项业务的恢复。与此同时,接收委员李质君也积极与各方洽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5年10月11日与10月22日,伪华北邮政总局与伪北平邮政管理局先后被顺利接收。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邮政自身完善的制度确保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管理局的接收。但因为内地局所被国共分别接收,所以北平邮区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网点与邮路变迁频繁,由此反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接收东北的部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并作了一定的行政与军事准备与部署,但蒋介石等官员囿于私心自用,在人员任命上用人不当,军事部署上没有灵活调整,各种政策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改变,结果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苏的东北接收谈判障碍重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胡适与国民政府

胡适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太多好感.但他却一直注视着国民党政权的种种政治决策与行政思路,不肯放弃自己的职责;始终坚守自由主义立场,时刻准备以社会的良心正面发言,并在政治舆论上为执政的国民党指点一条通向民主法制的建国治国的大道.在此过程中,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冲突与合作相始终,希望与失望相交织.     

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时代的国营企业

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国营企业的发展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学理层面,他们阐述了在现代中国发展国营企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在制度层面,总结了历史教训,研究了国外的经营管理模式,讨论和设计了其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问题。同时,他们还是实践层面上的基本支撑力量,其主导下的国营事业,经营方向与宗旨得到初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经营效率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与传统的官营事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简言之,知识分子在国营事业领域是"核心"的而不是"边缘"的。     

珍珠港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对策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持续数年之久的对日孤军作战局面宣告结束。国民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制定了与英美等国联手打败日本的外交战略。同时为了配合外交对策,国民政府在军事上部署了若干应对措施,将对日战争更紧密地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国民政府军的作战重心从国内转向国外与盟军联合作战,国内军事则以整训军队、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为重心。     

抗战前上海华商再保险业发展状况探析——兼论华商保险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19世纪20年代末,上海华商保险业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鼓励下开始走上联合保险的道路.国民政府出于维护民族保险业利益与政府安全等考虑,让上海华商保险业获得了公有财产的承保权.经过政府与业界的共同努力,近代中国首家专业再保险公司于1933年宣告诞生,标志着上海华商再保险业的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然而受中日战事升级与统制经济思想影响,国民政府对待保险业的态度逐渐转变.随着1935年中央信托局等机构全面介入上海保险市场,华资再保险业呈现出官、商两种力量并存的格局.在官营保险机构垄断公有财产保险业务的背景下,华商保险业不仅抵制未果,其联合保险的道路也就此中止.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高潮与高调:国民政府初期时论中的“民族复兴运动”

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但民族复兴思潮发展到"民族复兴运动",则是1931年以后之事。它率先起于民间,本只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国民党一方面输入传统儒家精神,一方面公开鼓吹独裁救国和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在多种合力推动下,1930年代中期"民族复兴运动"进入舆论论述高潮。这些论述涉及到"民族复兴运动"的总体阐释,也涉及如何结合各自的行业或从事的事业贡献于"民族复兴运动"。时人迫切希望"运动"能落到"实处",但落实不易,"高潮"成"高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四川哥老会的查禁

本文着力叙述了抗战中国民党对四川哥老会查禁的过程,并分析了查禁失败的原因。     

美国犹太人对美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美国犹太人关心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因 ,他们的外交立场以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 ,揭示了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太人的影响。     

抗战前孙科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人际关系在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这种文化被应用到政治上 ,便形成了政府中的派系。在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中 ,派系斗争此起彼伏。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后 ,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加强了对立法院的人事控制 ,从而也使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