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

抗日战争时期(简称"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积极筹设农业金融网,对西南地区农业进行大量的贷款活动,并对西南地区农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四联总处的这些活动促进了战时西南地区农业金融网的形成、农贷事业的发展,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提高,但也有若干负面作用.     

试析抗战时期西南航空运输的两次飞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西南地区为政治军事战略基地的重大举措对于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一举措客观上也使西南地区得到开发.西南的航空事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发展的,尤其是1941年、1943年航空货运量呈现飞跃发展的态势,这与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缩小、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新的国际战略空运通道的开辟以及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对两次飞跃原因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西南战略基地的确立过程和中国地缘政治的演变,也进一步印证了国民政府立足于外援的抗战政策。     

国际劳工组织与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从改善劳资关系角度着眼

南京国民政府出于争取国际道义援助、提高国际声望及调整劳资关系的动机,加强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中国虽然派遣政府、雇主与劳方三方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但三方缺乏沟通,而且无论是各方代表的选举与审批,还是向国际劳工大会提交的议案,雇主与劳方多处于被动地位,最终决定权操之于国民政府。政府从本质上不愿因加盟国际劳工组织而引起资方的反感,所批准的公约草案,对调整劳资关系并无裨益,且缺乏防范劳资冲突的功效,故不可能真正改善劳工生活与生产处境。同时,国民政府对国际劳工局的直接干预也置若罔闻。国民政府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有利于国际声望的提升,却无益于劳资关系的改善。     

抗战时期中国的“四强”地位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提升,一举进入世界"四强"之列;中国成为世界"四强",给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以极大振奋,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强国实力,成为世界"四强"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与战时战略,梦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反差,最终压垮了国民政府,加速了其失败。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安置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妥善安置归国留学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方案,并设法接运海外留学生归国,积极为归国留学生推荐就业,使大部分登记合格之归国留学生都能得到较好的安置。在抗战建国需才孔亟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统筹安置归国留学生,既是现实需要,也是笼络人才为其服务的举措。国民政府对留学人才的保护和任用,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也不可否认,在安置归国留学生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安置效果。     

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的宣传对策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且处于弱势地位的国民政府,为使日本暴行大白于天下,宣传策略显得非常重要.为此,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直接领导了这次宣传工作,结果在国际上得到了欧美列强政治和道义的支持,国内舆论统一,民众反日运动有条不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关于对日宣战问题的论争

1937年7月至1938年1月间,中国发生了是否对日宣战的讨论与争论。一开始,蒋介石打算宣战,随后赞同不宜宣战主张,乃发表应战谈话。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前后,蒋介石又计划宣战,汪精卫集团强烈反对,抗战阵营一些人士及英美法等国也反对,国民政府乃将应战发展为抗战。此后,中国各界再次讨论,认为不宜宣战,蒋介石也赞同,自卫抗战的基本立场进一步确立。综合来看,讨论是出于宣战到底宜不宜的角度,一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绝交宣战,蒋介石、王宠惠等人也一度主张宣战,何应钦、程潜、徐永昌等人以及另一些人士认为不宜宣战,抗战阵营最终达成共识,"抗战"作为具有深刻含义的词汇载入史册。与汪精卫集团的争论,实际上是一场抗战还是投降的斗争,汪精卫企图夺取行政院长职位,不但反对绝交宣战,甚至主张"和"。1月18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声明书》将这场讨论与争论画上了句号。     

“一·二八事变”与上海“自由市”计划始末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陷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之中,日本政府利用公共租界的统治危机以及上海外国侨民谋求改变上海现状、企图把上海建成自由王国的动态,悍然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与上海公共租界更是里应外合,大力推进上海自由市计划,并积极倡导召开圆桌会议,谋求上海成为自由市。然而,这一计划不仅遭到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及国民政府的反对,同时也未得到美、英、法等国的支持。尽管自由市计划没有实现,但却影响深远。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客观上转移了中国对收回上海租界的关注,使租界延长了寿命;而日本的远东宪兵威力也得到了上海公共租界的承认,日本在公共租界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对日本建议成立自由市的反对态度,使九一八事变后的日美关系更加恶化;一.二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论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但中国人民从未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失地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定《马关条约》对中国政府的约束力,将对日清算追溯到1895年,坚决反对战后国际共管台湾,驳斥美国部分人士染指台湾的设想。中日间军事实力的差距决定了国民政府难以派军队攻克台湾,如何收复台湾考验着蒋介石的政治智慧。在开罗会议中,蒋介石促成美、英支持中国在日本战败后收回台湾,而台湾的军事由占领军负责。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打乱了美军占领台湾的计划。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其行使主权,不但以“盟军代表”身份接收台湾军事,更是以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行政。“中国代表盟军占领台湾论”完全是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策略的无知。     

抗战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战时体制主要指政治体制和军事体制.国民党战时体制对抗日战争影响极大.它的嬗变与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中国政局的走向密切相关.国民党战时体制的嬗变经历了建立、调整和扩大三个阶段.本文拟将其嬗变的过程和利弊作一初步探讨.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称之为“第一期抗日作战”.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怒潮的推动以及日本侵略军的全面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在这个阶段中,国民党的抗日态度是比较积极的.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立场.8月16日,国民政府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建立战时体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确定的对日战略方针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的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也即“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争取持久消耗战,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国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为了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为了实现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迅速建立了战时体制.     

抗战后期的中国战时生产局

在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刚刚出现的时候,美国政府于1944年11月帮助重庆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国战时生产局(英文名称为War Production Board,简称WPB),稍后,于1945年1月又设立了中国战时运输局(英文名称为War Trauportion Boara,简称WTB),这二个机构的建立,对重庆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改善军工生产和军需运输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民国晚期印花税的赋税特征蜕变及其启示——以1946—1949年江西地方法院的印花税诉讼案件为基础

战时通货膨胀使财政赤字成为国民政府的痼疾,为了敛财,国民政府奉行战时财政体制,《印花税法》的数次修订就是其重要举措。但因为肆意扩充税源,提高税率,加重罚则,一直被世人视为"良税"的印花税也难逃"苛捐"的命运,其税制发生了本质蜕变。江西地方法院的印花税诉讼案件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税制混乱特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启示。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变迁分析

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实施的战时教育政策，是适应战时需要而制定的，具有战时性特点。但同时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和思想的自身变化发展的结果。对该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的变化进行历史考察，可以窥见历史表层背后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教育之间复杂的关系。     

抗战时期的中外条约关系论析

鸦片战争时期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南京政府建立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继续发展,逐步取得实质性成果,迄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废约目标最终得以基本实现。抗战时期,中外条约关系由不平等到基本平等的根本性变化,是中华民族反对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重大成果,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有关战时外交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对该时期条约关系尚无专题论述。对此作一全面探讨,不仅可深入了解该时期条约关系变化的全貌,且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以及认识近代中外关系演变的规律,亦不无裨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合作社纳入战时经济体制,积极制定诸多扶助性政策,从法律、金融、人力、组织等层面为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尽管国民政府的战时合作社政策存有一定不足,但总体看来对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以及支援抗战,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中国访英团与战时中英关系的改善

中国访英团是1943年国民政府应英国政府之邀，为答聘1942年秋天英国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之情而派遣的访英代表团。英国政府对中国访英团的访问做了精心的安排和热情的接待。访英期间，中国访英团向英国社会传递中国友谊的同时，也对战时英国的议会政治、经济统制、社会动员、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观察。回国后，访英团通过报告演讲、著作发表等形式积极向国人介绍和宣传战时英国社会。战时中英代表团的互访，不仅对增进中英两国人民友谊和互信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战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1-1945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努力的历史透视

太平洋战争为中国收回香港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国民政府多次对英交涉却最终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国家力量和外交意志在维护主权中的作用。由于国力不振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致使国民政府在外交中表现了极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造成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严重损失。     

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金融业

四联总处作为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时期的最高金融机构,通过对西南地区的金融网的筹设和对西南地区金融业的管理,对西南地区金融业发生了重大影响。     

伽利略计划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启示

2003年中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一时间二者也在伽利略计划上达成合作.因此,伽利略计划可以被视作是中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事件.中国和欧盟在这一计划的合作上都有着自身的战略考量,并将美国及其GPS导航系统的影响也纳入考虑范围.中欧在伽利略计划上的成功合作意味着中欧关系走向成熟,但是也需要克服诸多干扰因素和制约力量,使二者关系更加稳定和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