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口头和书面是民间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类型,在传承的方式上,形成了口传和书写的两种基本传承路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互文关系。本文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从民间文学的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内容到形式发生的变化,探寻口传和书写在民间文学传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规律。     

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儒家经典形式转换的诠释学意义

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根本,这些典籍的产生与成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的经典基本上是以口头的方式集结与流行的,到了西汉,始有整体性的书写转换,从“口耳相传”到“著之竹帛”,在儒家经典传衍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文字书写的出现将口语表达做了抽离化的处理,产生了提升与变形,在理解的复杂性上便远远超出了原有的表意。因为去情景化的缘故,文字书写为后续的理解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歧义性,也打开了无限的释义空间。书写对于口语而言,不只是具体的内容得以记录,而且扩展了记忆的历史,使得片段的、不连贯的记忆变成了可以叙事的统一体,一种有限的具体性便融入了普遍的世界关系之中。从口传到记录成文,再演变成为有系统体式的各类文章,这就为书写和阅读的诠释学间架奠定了基础。在此形式转换中,汇聚成篇的经典文本成为观念交互性展开的集散地,也是人们从历史经验来观照自我、汲取思想养分的重要源泉。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质疑官方正史、偏爱野史杂记,是鲁迅对待历史的惯有态度,这是他追求历史之"真"、追求历史话语的现世关怀的体现。历史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鲁迅对旧历史传统的怀疑、对新历史标准的再造,是价值重估所需,也构成《故事新编》的精神底色。《故事新编》一方面通过铺陈推演,呈现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抖落历史书写的奥秘,传统历史的书写范式被质疑、解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重写上古神话,诸子传说这些"存疑的历史",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以"文化思想史"的书写姿态对其做出理性的还原,在根柢上对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疏通清理。同时,文本在人物的选择和事件的安排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用意: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梳理了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小说集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都表现出鲁迅的精神探寻与人生困惑。     

传播生成经典,经典与传播共生——《刘三姐》文本传播的生态及其规律探索

经典是时代、地域、民族审美文化的整体概括,与文本传播关系密切.壮族民间传说<刘三姐>作为在传播中生成的经典,有其生成的生态环节,也有其特殊的传播模式与传播规律,文本的发展过程揭示了经典与传播相生共发的内在生态关系.<刘三姐>传说的民间口传文本孕育了经典,戏剧文本聚形了经典,影像文本则造就了经典,最终在传播中生成经典,并且使经典与传播共生,创作、传播与接受三位一体,实现了<刘三姐>整个文本的立体超循环发展.     

先秦诸子著作叙述渐趋虚化的阐释学意义

先秦诸子从整理历史典籍开始,对具体历史文化的阐释态度经历了由无征不信到断章取义,甚至伪造故实、有意误解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战国中期以来,诸子著作在叙述历史时普遍带有浓厚的虚化色彩,具体历史和经典文本成为可被自由选择、修改、解释的对象.这种突破经典文本原义的阐释思想和阐释行为既上承春秋行人断章取义的赋<诗>传统,又直接影响了两汉经今学的阐释方式,在中国秦汉文化阐释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文学经典影视改编中的审美嬗变——以《红高粱》为例

《红高粱》从小说文本到电影,再到电视剧,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化。在两次传播的经典化中,由于叙事媒介的不同,其叙事话语、审美视角、审美方式等均发生了嬗变,呈现出差异化的审美特征。在从小说到影视的文本转换之间,"红高粱"这个"元故事"在不断的改编过程中,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改编事实上完成了对文本的一次艺术重构。     

对话圣贤与经典——孔子成圣之路与先秦诸子经典的形成

孔子的形象在后世被赋予太多的色彩,从平民孔子到圣人孔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形象的神化、成圣之路,也就是先秦诸子经典文本的形成过程。从原生态孔子的描述与《论语》经典,到《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经典借助孔子的言论或形象作为自己学说的立论之本,再到孔子形象的客观描绘与《吕氏春秋》经典的生成,以及孔子的负面形象与《晏子春秋》、《墨子》等经典的形成,都深刻地体现了先秦时期的孔子形象变化与先秦诸子经典文本形成之间极为密切的内在关系。     

先秦诸子文本的经传结构及其文体培育功能

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各学派都有自己的经典,并且为经作传之风盛行.<墨子>、<文子>、<管子>、<韩非子>均有以经传结构出现的篇目,在文本形态上各具特征.先泰诸子经传结构的文本形态,对于格言警句体、说体、专论体作品均有培育功能,甚至在连珠体和骈体赋的用典中,也可以见到先秦诸子经传结构文本形态的痕迹.     

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以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考察中心

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内涵,人类对于经典的建构与评判在历史的发展中完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异。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抑或学术范式的转型,都可能导致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重塑。文学史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通过文学史家对于关汉卿散曲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书写,我们可以窥见文化观念形态的嬗变对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大影响。     

林纾译笔的语言策略

林纾译笔即林纾的翻译文笔,是林译小说译介方式与文学表达的文本显现。为达到译文与原文的信息对等,林纾在借鉴"言文合一"观念的基础上,有意在文言译文内添加大量的白话俗语。这种"文白相融"的语言策略不仅打破了古文笔法的诸多禁锢,同时也呈现出书面话语的近代变革之势;译介层面的双语转化夹杂着欧式语言的渗入,林纾译笔对于欧化词法和欧化句法的吸收,改变了文言原有的书写特性与语句框架,进而表现为"新"与"旧"的叙述叠合;新旧交融下的译介活动又催生了"注"与"评"等译笔补充形式。这类注评以副文本为表现,从而成为林纾针砭时弊、宣扬爱国保种之情的文本场域。林纾译笔既吸收古文之典雅,又融合今文之新奇,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促进传统小说文笔的现代嬗变。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会说话的身体：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身体叙事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当代老子美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基于美学史的考察

从方法角度反思,当前中国美学界对老子美学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脱离文本的历史语境,缺乏历史性;缺乏以文本为中心的系统观;忽视老子文本的学科性质及其作为美学的转换条件。方法方面的缺陷既不利于美学史书写也不利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因此,在老子美学研究中,应当：通过哲学史的回溯和语言文字的考释,尽可能地回到老子的历史语境中去;以老子的文本为中心,对其进行系统考察;重视老子文本的原始性质,并考察其转换为美学论题的进程。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论李洁非散文

学者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了学者散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是当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和散文研究专家陆续已对学者散文做过精准的定义和研究。学者的学识和涵养,都会令学者写作散文能够在散文文体和散文艺术本性上更加孜孜以求。学者散文即便表面上看似无法可依、率性自由,骨子里其实对散文的样式、文体、边界等方面都有着自觉不自觉的艺术追求。学者作为知识分子,如果能将知识者的精神追求与文体创造相融合,就自然会拓宽当代散文写作样式、文体和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李洁非以“文人散文·漂泊者·阅读史与写作史”“批评家随笔:一个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自由无碍散文观与‘袖手清谈’‘豆腐滋味’”的学者、批评家和文人散文创作心态与写作理念,别立“当代学者?文人散文”新宗。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宗教:叙事文体的构成要素——《心灵史》文体研究

张承志的《心灵史》以“非小说”的姿态,融历史、文学、宗教于一体,显示出区别于一般小说的文体特点。《心灵史》的文本构成,历史是其骨骼,张承志深入西北进行实地调研,并采用了多种历史资料,使《心灵史》达到“信史”的效果;文学是其血肉,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张承志饱含着对哲合忍耶的深情,向读者讲述了他炽热的宗教情感;宗教是《心灵史》的灵魂,正是为了确认哲合忍耶的信仰合理性,张承志调动了众多史料,并以文学手法加以铺陈,在最大限度上宣扬了哲合忍耶的教义。作为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张承志的写作难免流露出宣传教义的可疑,但也蕴含了文本创新与精神上扬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