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欧洲认定“中华帝国”的进程：以内外路径的交互影响为重点

16世纪初,欧洲学界触及中国的两个维度,一是庞大的朝贡体系,二是政体之规模;他们尝试用欧洲的帝国观来识别中国。门多萨首次将二者合并考虑,认定中国在黄帝时即为帝国,对专事书写中国的作者和非专事者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在世界性比较和中国叙事两个层面交互影响,共同推动对中华帝国话语的建构,使之到17世纪中期卫匡国之时基本定型;期间中国概念的出现对欧洲学界产生过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欧洲新兴的民族-国家观念。     

"中华帝国"视角下的法律及其历史

"中华帝国"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一个使用日渐频繁的概念。在"中华帝国"概念之下,不仅能对从秦到清的法律史获得新一层的认识,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对先秦社会及其法律历史的认识。中华帝国以及其前的"帝国化"过程所带给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的帝国特性,对其中的法律及其发展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中华帝国政治体系下的君主制与国家治理——一个历史社会学的分析

君主制是中华帝国的政治体系下的一个支柱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它同帝国体系本身的维系以及帝国的国家治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对有效的国家治理起着支撑和杠杆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对帝国体系下存在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危机负有重要的责任。文章主要从君主制中君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等角度对君主制同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认为：正是以君主制为代表的帝国体系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相应的权力结构导致了帝国体系在近代西方的冲击下面临“总体性危机”而最后走向崩溃,而难以实现向现代性的制度转型。所以,彻底终结君主制,最终建构起一种政党主导、各个阶级联盟的共和政治是帝制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     

"新帝国论"的历史命运

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新帝国论”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关注的思想和政策。三年过去了,“新帝国论”并未能实现其预言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已经向人们表明,“新帝国论”无法成为确保美国霸权长盛不衰的妙方。     

帝国·大同·共处——国际安全的思维与机制选择

本文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消除和避免国际冲突的三种安全思维和机制模式,即帝国、大同和共处,并对这三种理论和设想的形成,内容、影响做了分析论述。论文强调“帝国”思维必将被抛弃“共处”思想将为世界更多的人所接受,与多样化的国际社会、多元化的民族、多元化的文明相适应,国际安全只能建立在“共处”的机制之上。     

表述中国:帝国和民国的历史叙事

文章讨论中国历史的叙事演变,集中阐述近代“西学东渐”后“民族-国家”模式对表述中国的影响和局限.笔者以西南表述的古今演变为例,提出需要关注年代更为久远的“帝国-王朝”叙事类型,并与“民族-国家”模式进行对照和比较.     

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之帝国初探

古往今来世界上版图特大的帝国(王朝)有哪些,其中最大的是不是蒙古帝国——这是一个饶有兴趣并有待研究的问题。通过地图量算和文献研究,得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1580—1640年的西班牙帝国是第二大的日不落帝国,19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帝国是欧亚美连成一片的第三大帝国,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则是地跨欧亚的第四大帝国。     

清末帝国体系现代转型背景下的直隶政治变革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开启现代化历程,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开启近代化,甲午战败证明其未达自强求富目标。戊戌变法是政治变革的尝试,新政立宪则是开启君主集权官僚制的帝国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转型的过程,也是以大清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转型的过程。转型的动力源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对清帝国造成剧烈冲击,促进各种变革力量产生。民族主义和立宪成为时代主流思潮,转化为从上至下的政治行动,驻外使节、地方督抚、士绅、新兴商人团体和新式知识分子等政治精英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直隶作为京畿要地和通商口岸,现代化力量成长的较快,力主变革的直督袁世凯等政治精英在直隶推动新政,发展现代工商业,兴办报刊舆论,按司法独立等立宪理念试办审判厅,改革官制以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试办地方自治,筹设议会咨议局,开启现代国家建构的闸门。     

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历史动因论

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或曰成吉思汗西征,其根本原因是满足新兴军事游牧贵族掠夺奴隶和掳获财物的需要.天命所归的帝国意识是成吉思汗西征的思想源泉.而花刺子模帝国的崛起,则是蒙古帝国向西扩张的绊脚石.讹答刺事件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索和借口.     

所有制历史演进的三形态

本文从分工和交换去考察所有制历史演进的线索，认为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两大基本图式不适合说明所有制的历史演进；提出所有制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发展形态三大阶段，并对各形态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勾画出一幅所有制多线发展的历史长卷。     

转变中的帝国：中华帝国末期的法律、社会、商业化和国家形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批美国学者和研究生开始利用新接触到的档案资料研究清代(1644-1912年)法律。由此诞生的最初一批博士论文现已出版成书。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形态

伦理道德必须有“精神”;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基础必须是“哲学”的,这是隐含于“道德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命题中的两个逻辑预设。“精神哲学基础”为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提供精神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本质、结构原素和体系形态。“精神”的对立物是“自然”;“精神”概念的本质是自由,由此在概念规定中与伦理道德合一;“精神”是“坚定的正当的自身同一性”,是伦理道德的客观形态;“精神”自我运动、自我复归,因而只能“哲学地”予以把握。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逻辑基础、历史基础、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与之相应,便有三种形态:概念形态、民族形态、体系形态。     

论拜占庭帝国对官办工厂的管控

为了满足帝国的财政与安全需求,以及皇帝与贵族的奢侈品需要,拜占庭帝国开办了为数众多的官办工厂,其中主要包括锻币工厂、军械制造工厂以及丝绸生产工厂.这些官办工厂的管理形式随帝国国力的强弱而变化.官办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财政稳定与军械供应,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生机与活力,这也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发展中出现巨大分野的根源之一.     

纳贡模式:一个封建社会的解读“符码”——萨米尔·阿明论中华帝国的发展模式

在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中,学者们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模式有着复杂的理解。比如,沃勒斯坦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俸禄制模式,阿瑞吉提出是国家市场经济模式,萨米尔·阿明则主张是纳贡模式。阿明认为,封建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不是封建模式而是纳贡模式,但也不同于其他封建帝国的纳贡模式,是一个同心圆结构体的纳贡模式,也拥有其他模式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色。客观上讲,阿明这一理论具有某些原创性价值和启示意义。     

文明的历史形态

文明和文化的主体都是人 ,可以把文明理解为文化发展的历史形态 ,并以对人类当前的生存状况的反思为基点 ,考察文明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推演。我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现实人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理论 ,讨论相应的文明发展形态的若干基本点     

论波斯帝国的交往性特征

波斯民族崛起于伊朗高原,并创建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从文明交往的宏观考察,波斯帝国正处在原始文明的点线交往向奴隶制文明的区域交往过渡的时期.在其统治的三百年间,波斯帝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波斯帝国的兴衰历程充分彰显了它在人类文明交往史上的典型特征,是世界历史上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文明交往的一个典型个案.     

《帝国》的错觉

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合作撰写的《帝国》是近年来具有全球影响的一部书,它探讨的是全球化浪潮中的政治新秩序。该书认为: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已在当今世界出现,它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构成,这就是所谓的帝国。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人类在新世纪将迎来大同安康还是压制束缚?未来的关键,就在于帝国极其抵制力量互动的结果。本文对《帝国》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首先,文章考查了《帝国》所涉及概念和理论的有效性;其次,分析了当代全球范围内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文章认为,围绕《帝国》而起的争论,其关键问题就在于:资本主义是不是真的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那样,已进入了“后帝国主义”阶段;或者说,资本主义是不是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文章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家国到国家：中华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向

现代中国是从传统中国转变而来的。传统中国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帝国,实质结构是家国一体;现代国家的形式结构是民族国家,实质结构应当是民主政治。从家国/帝国结构转向国家/民主机制,是中国国家转型的基本定势。这一转型涉及形式结构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结构的渐进性累积。两者之间并不是自然吻合的关系：形式结构上退场的家国/帝国机制,不经意地对民族国家建构发生逆转性影响。但中国必须落定在民族—民主国家的现代平台上,这是中国的现代处境决定了的国家命运。终止国家的古代惯性与确立现代机制,是中国国家建构的两个相关面向。即便这一转轨不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有其他进路可以替代,凡是浪漫地设想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其他进路,都不可能真正阻挡、而只会延缓中国的民族/民主国家建构进程。     

葡萄牙人初寓虫豪镜澳的历史考察

自１５１４年葡萄牙船队到达我国闽、广沿海后,多行不法,引起明政府的警惕并派兵荡击。葡萄牙官方曾多次要求与中国遣使通商,均遭明政府拒绝。但为高额商业利润的驱使及对中国广大市场的垂涎,葡商仍长期活跃于我国闽、广沿海,从事或合法或非法的贸易活动,并于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贿赂海道副使汪柏,租借虫豪镜澳作居留之地,“岁输课二万金,地租五百两。”虫豪镜澳由此成为葡商的对华贸易基地。但终明之世,葡商寓居虫豪镜澳并未得到明政府的批准,只是民间行为而非政治协议,明政府对虫豪镜澳仍行使着绝对主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司法等主权。     

“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

21世纪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走向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霸权稳定”局面,“帝国研究转向”应运而生,致力于重新认识法律在近代殖民宗主国的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当代全球霸权体系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法律机制与实例,思考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法律实践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我国法学界的“帝国研究转向”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法学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与国际学术界深入交流的同时,不断推进对于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的思考,有助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创造性意义,进而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中增强主体性意识,推动法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