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建德:文本与传统

汉赋创作不仅有“铺采摛文”的词章价值,更有“体物写志”的思想意义,其中“建德”观的形成尤为重要。汉赋建德的根源在建汉统,又因汉统继周统,所以赋家追奉“周德”以构建“汉德”,并在思想上取效《诗》《书》经义,特别是以扬雄《长杨赋》为代表的创作对周代文本的拟效,改变了汉初司马相如的创作形态而构成新模式,并对东汉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察《诗》《书》入赋及“扬·班模式”的成型,又与缘饰儒术与师保制度相关,喻示了一代赋学观的变迁。唐宋以后围绕“无逸图”“豳风图”而创制的《无逸图赋》《豳风图赋》以及其并合呈现,不仅彰显了汉赋德教观的历史传统,而且形成《诗》《书》呈像于赋体的经典化,表现了赋体致用的主旨与价值。     

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形成与发展

<正> 汉魏六朝赋中有大量的“纪行赋”,其名称见于萧统《文选》,《文选》于赋卷中单列“纪行”类。这类赋与韵文体的游记相似,篇幅一般较大赋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可谓赋中奇葩。本文试图就这类赋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内容和技巧方面的特点作些探讨。纪行赋是在屈原《九章》的影响下产生的。《九章》的《抽思》、《哀郢》、《涉江》、《怀沙》等作品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     

论文同赋

苏轼称赞文同“四绝”之二即“楚辞”（赋）。本文对文同赋作了综合评析,重点论述了其为民请命之赋,表现与苏轼深情厚谊的《超然台赋》,并对文同咏物的《莲赋》与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了比较研究。     

唐宋赋地位论略

<正> 一赋就在它彬彬大盛的时期,枚皋的“自悔类倡”,已让人从中感受到几分秋的凉意。百年之后,扬雄的“悔其少作”,更让人从赋的方兴未艾中,看到了它内在的危机。表面看来,枚皋与杨雄的心理失落并不一致。枚皋参照当时备受重用的经学家和政治家而自觉类倡;扬雄参照“立德”兼“立言”的圣人而自惭形秽。但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古代文人的生存价值在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之中,最富于诱惑性和现实性的是入仕以立事功,枚皋“不得比严助等为尊官”的叹息,实缘此而发。扬雄却不同。他到了后期,突发异想,要追踪“立德”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作《法言》,仿《老子》作《太玄》,辞赋自然被他视作童子的雕虫篆刻。显然,枚皋与扬雄从各自的角色意识出发,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辞赋并非文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到了东汉的班固,赋的尴尬处境愈益突出。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时候,他是一个为赋辩护的文学家;当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竞为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谕之义”的时候,他是一个服膺于官方的文章家和史学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文选》京都赋与汉代的空间意识

《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六朝之赋五十六篇,分为十五门。而京都一门则作为开篇,包括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南都》和左思的《三都》。这些宏篇巨制的大赋都是赋家的登峰造极之作,汉赋“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典范。《三都》作者虽非汉人,但其生活在于魏晋之交。“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正是晋武帝统一天下的暂时繁荣时期,其时代氛围与两汉有某种程度相似之点。其赋作的思想意绪、风格体制,皆与班张之作先后一致,充分体现出汉赋特点。钱钟书先生论诗分唐宋时说:“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就风格体裁论,《三都》实为汉赋。     

试论赋的源流及演变

诗词歌赋,是我国古代韵文的总称。而赋又别于诗词歌,独与文相近。赋同诗词歌一样,是我国文学的瑰宝之一。本文拟就赋之发生发展的历史探讨一下赋的某些特点,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份文学遗产的重视。(一)赋,最早见于《诗·大雅·燕民》:“明命使赋”,“赋政于外”。《传注》:“赋,布也。”《笺注》:“赋使群臣施布之也。”国王命臣将政令施布于民,也即铺     

融鸿裁片玉 撷赋苑芬芳──《中国历代赋选》品读

由华万忱、何沛雄、罗　烈、洪顺隆、李炳海等教授通力合作十年之久，终于完成了四卷本一百八十万字的巨著《中国历代赋选》（以下简称《赋选》），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分别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６年和１９９８年付梓印出，嘉惠学界，引人瞩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颇重选本，是为“选学”。而赋选立目，始自六朝，史志见载谢灵运《赋集》、宋明帝《赋集》、魏浩《赋集》、梁武帝《历代赋》以及佚名之《赋集钞》、《续赋集》等，惜名存实亡，不见其貌。昭明“选”赋，依类取文，衣被后世，余绪至清陈元龙《历代赋汇》而不绝。唐宋…     

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藩属国朝贡制度之比较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中,分为典型朝贡国和准朝贡国。典型朝贡国有朝鲜、越南、琉球;准朝贡国主要是其他的东亚、东南亚国家。本文将中朝与中国和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朝贡关系加以比较,从中发现在政治、军事、礼仪、经济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而在中国对其的控制、朝贡手续及朝贡时间、贡期、贡道、贡物、规模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异。透过这些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朝鲜是典型的朝贡国,东南亚其他藩属国是准朝贡国。     

赋体清源(上)

<正> 赋体之乱,在文学史上罕有其比。汉赋体征本极醒目,却在著名选家与论著中,每见与诗、辞、骈、散牵混者。司马迁传屈子之文,独于《怀沙》称“赋”;刘向编《楚辞》,全取屈文归“辞”而不言赋(《七略》又全属之“赋”类),宋玉只取其骚辞《九辩》而遗其赖以名世的诸赋。据此,骚辞与赋篇似异体别调。而扬雄谓“赋莫深于《离骚》”,又似无所谓“辞”者。自班固“赋者诗流”与扬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而言之,则赋竟得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月氏音义诠索

关于“月氏”的音义,迄今尚无一种说法可以视为定论而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只要涉及西域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便不能无视月氏在其间的重大作用,这也就是治西域史者无不重视月氏研究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月氏”音义的诠索,从而揭示古代西域文化的一个侧面,结论是“月氏”的本义为“南南人”。《逸周书·王会篇》:“禺氏(?)     

论《易传》的美学思想

本文认为 ,《易传》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综合儒道 ,而又独具特色 :“人与天地参”是中国古代美学天人合一思想最初较系统的表述 ;“阴阳刚柔”从哲学上为中国古典审美形态作了划分 ;“立象以尽意”则是中国古代意象理论的滥觞。     

论枚乘《七发》的命意、师承及对后世的影响

“t”体成林,机乘《七发》肇其端绪；而其命意卓尔，则迥异乎清作。这是我们将枚乘《七发》与“七”体诸作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模拟之风引人注目。一篇作品同世并产生影响后，拙作常会出现。青时这种模拟创作还会延续较长时期。辞赋创作也有这种情况。班回撰成《两都赋》，张衡即写自《二京赋》，西晋王思便创作《三都赋》；东方朔写了《答客难》，扬雄便撰就《解嘲》、班固继写有《答宾戏》等等。而仿作数量之众多，延续年代之久远，当推“仁”体之作为最。而没机乘首创《七发》，以手法新颖，壮貌国阻著称。西汉一代…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历代赋汇》的汉赋编录与分类

《历代赋汇》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赋文学总集 ,也是汉赋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辑录汉赋多达 5 5家 ,计 1 92篇 (含建安赋 ) ,超过清以前所有的赋文学总集。编者将这 1 92篇赋作分为 32类进行编录 ,既展示了汉赋文学题材的多样性 ,又便于后人的仿作和研究。其分类思想多源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 ,而又根据赋文学创作的实际进行了一些归并、拆分和调整。尽管《历代赋汇》在辑录汉赋时尚有漏收、误收、重收、不标出处等缺点 ,但它仍堪称是我国古代汉赋编录与分类史上的殿军之作 ,至今仍无一部书可取而代之。     

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

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诗赋取士”,其间包括“韵书”的编纂和运用。考查“赋韵”由宽松到严紧,与赋史变迁相关,即赋从“口诵”到“文本”,标志赋体由听觉鉴赏向视觉鉴赏的转移;赋的声律从“方音”到“官韵”,标志了赋韵由区域渐趋统一;从“赋创作”到“赋批评”,显示出“韵”学进入“赋”学的历程,其中最突出的是由重“节奏”向重“韵脚”的转移。这一过程所标明的赋韵批评的完成,又取决于科举考赋中首重“押韵”与最忌“声病”的制度与风尚。而赋作为语言的艺术,其押韵、设辞、声势、俪语等创作特征,必然进入赋学批评视域,其论“韵”,则首在声病与赋禁,这是“韵”介入赋体的重要表现;次在赋韵与制度,这缘自赋的宫廷文学性质,落实于赋韵批评,则是由汉至唐从雅、郑乐教争锋到韵脚协律的转变;三在赋韵与气势,从而体现其音节美,这又具有辞赋章句学的意义。     

命赋厥初:先秦古赋体制例说

本文所谓的“古赋”,主要是就时间性而言的,指尚处于萌芽阶段的早期赋体文学,其体制特征虽不如后来的汉赋那样明晰,但却具备了赋的基本因素.本文就早期赋作的体制问题作专门探讨,具体涉及《晏子春秋》《史记》《说苑》《新序》先秦两汉典籍以及《论义御》等出土材料.由此也可对赋体文学早期的发展轨迹与文体特征等问题作新的认识.     

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古俗寻绎

本文从腾格里崇拜、圣山崇拜与力崇拜这几方面人手,从文化层面民俗学角度对鄂尔浑突厥汗国以《阙特勤碑》为代表的几个重要碑铭作了初步文化分析与探究,以期追寻突厥语族民族古代文化、思维观念、认识观念与礼仪习俗的某些特质以及若干典型形态.     

论汉代以前云南内地的百越部落

“越”是古代我国南方的一大族系。早在商代初年就与商朝有往来,《逸周书·伊尹朝献》载,商汤时伊尹为四方令,正东有越、沤,正南有瓯、桂等献方物。《王会》也说有东越、瓯人、于越等入献。瓯(沤),桂等都是越的别称。越族部落众多而又分布广泛,故而名称也繁多。如称“于越”,《春秋》定五年经:“于越入吴”。是分布在浙江境内的越族部落。“扬越”,《战国策·秦策三》:“吴起……南攻扬越”,《史记·南越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