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乡村民事纠纷的化解机制与现实困境——基于清代州县司法实践的考察

追寻和谐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是清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是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矛盾、冲突不断,相应的民事纠纷层出不穷,从而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繁杂的乡村民事纠纷,无论民间社会还是国家政权都不断探索符合乡村秩序和国家治理需要的解决方案。受儒家“无讼”观念影响,礼治规范与调处息讼成为清代解决民事纠纷的首选策略,州县官也因此具有了民之父母的宗法身份。但是清代的司法实践表明,“健讼”是社会的常态,民事诉讼的化解机制呈现多元模式。清代州县官兼具父母官与刑名官的双重身份,在民事纠纷的化解实践中,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重视发挥官方“法治”的解决途径,并将其作为根本依据。清王朝在调整、完善、强化州县司法审判体制的同时,充分调动乡村社会的各项资源,力争实现国家对地方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     

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

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正朝着多元化方向演化。越来越多的纠纷虽对社会秩序不构成直接影响,但个体选择纠纷管理策略则影响纠纷过程进而影响秩序的构建。社会对纠纷的管理关键不在于寻求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是要提供多元化解机制,从而可以让个体选择最优的纠纷管理策略,实现社会或集体的纠纷化解效率的最优化。     

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调解的优化路径探析

社区调解是我国的基层纠纷解决制度,也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预防和解决纠纷、鼓励居民自治以及构建和谐社区这三大功能。然而实践中社区调解的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产生了过度行政化和居民信任度低等问题。对此,社区调解制度可以借鉴社会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三治结合”的机制,重新梳理社区调解的功能和定位,通过疏通民主参与渠道等方式,优化和建构社区调解的新模式。     

基层纠纷社会治理的探索——从“枫桥经验”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往的"社会管理"提升为"社会治理",标志着我国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因此,在转型社会中如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解决纠纷以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是必须着重考虑的问题。基于"枫桥经验"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本文结合当前社会现实,以社会治理为视角,借鉴"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分析和探讨了乡土精英参与地方自治的基层治理模式,结果表明,诉讼与调解相融合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关系和谐与秩序维系应是治理向度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法治语境下的公安调解

公安机关调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是不争的事实,这不仅符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服务社会的法定职能,也是符合法治精神的一种纠纷解决形式,公安调解协议的实质是当事人对自己合法权利的处分,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在法文化语境下的解读

调解是我国最具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最具生命力、为世界所瞩目的法律形式。在司法机制、行政机制有待改革的情况下,调解仍将是我国社会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方式。正确吸收传统调解制度的合理成分,对完善我国基层社会权利保护机制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试析先秦时期山西法文明——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

山西古老的历史传统中蕴藏着丰厚的法治资源.文章以先秦时期为时代背景,以礼与法的发展演变为参照;从原始社会的法从礼来,夏、商、西周三代的法在礼中,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礼法分立三个阶段,考察并分析了山西法文明中独角神善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唐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开启的因地制宜、重法度、尚变法的法文化传统,三晋法家在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法治”思想.     

论董仲舒的"礼治"思想

董仲舒吸收融合了新道家、新法家等诸子的礼治思想 ,以孔、孟的儒学为核心 ,形成了以仁德为本 ,以礼治为主 ,兼容阴阳五行学说 ,倡导“三纲五常” ,礼主法辅的礼治思想。主要包括仁德论、教化论、“天人感应”论和“三纲五常”论四部分。     

从中国经验走向中国理论——法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探索

从法治建设、犯罪问题、民间纠纷等三部分的法社会学探索,笔者对其研究团队10余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其中,法治建设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从法制到法治、法律的双向诠释、法律的"在场"与"不在场"、法律的实践逻辑、从"送法下乡"到理性选择、中关法律意识的比较等六个部分;犯罪问题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社会转型与犯罪成本、犯罪人的自我归因、女犯的生活世界、堕入犯罪的"漏斗效应"等四个部分;民间纠纷的法社会学探索包括:法律的"差序利用"、初级关系的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弱者诉讼的谋略、法律的"甩干机制"等四个部分.     

论战国黄老道家的法治思想

黄老学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战国中期,流行于汉初。黄老道家认为法是道的衍生物,以法治国是道家实现无为之治的必要手段。它从哲学层面讨论了法律的特征、起源以及立法、司法等问题,为法的存在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论证,认为礼治和法治同样是实现无为而治的手段,并提出了刑德并用、礼法并用等主张。黄老道家打着无为的旗号吸收了法治和礼治的主张,将儒、法两家的学说融入道家哲学体系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法治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汉初政治和汉代新儒学。     

社会转型时期镇村两级调解组织的纠纷解决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在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的种类和数量也产生了诸多变化。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档案分析,可以发现目前乡村社会中民间纠纷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劳动纠纷、损害赔偿纠纷、轻微刑事案件纠纷等几大类上。镇村两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和工作机制的同时,为处于急速城镇化的乡村化解了大量纠纷,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和谐。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本文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文章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乡村都市化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冲突

根据法律多元论揭示了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国家法与民间法多元法律格局;运用乡村都市化理论分析了我国乡村都市化的实质,指出乡村都市化侧重于村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国家法制度和观念由此大幅度进入都市化的乡村;考察了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发生的典型纠纷及其解决方式;依据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决定论分析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文化背景,从而解释了这些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实质上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文化冲突;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在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上通过文化整合来处理冲突,建设和谐社会。     

民间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对湖北省H镇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村改革的双重背景下,民间纠纷也越来越纷繁复杂,不断呈现新的特点,传统的纠纷调解模式已不能满足需求.必须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在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推动的同时,开启公众自下而上参与的拉动力.要重视发挥政府、社会、民众在民间纠纷调解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培育社会和个人力量,将纠纷调解中的公共参与机制作为治理手段发挥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达成良好互动,以有效化解纠纷,推动乡镇治理和地方善治,维护乡土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