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家户与国家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政治与灾害双重嵌入的视角

"家户"的国家要素与自然要素统一于中国的农业传统及其现代转型中,国家因应统治和治理灾害的需要而对家户的援借与建构贯穿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过程。农耕时代家户与国家的联结支撑起皇权与官僚融为一体的政治统治,而家户经济的脆弱性促使国家介入农业生产过程并发展起较为完备的荒政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家户深嵌入国家的政治构造,又被充分用以实现国家政策安排。当下,市场化与灾害风险促使家户的建构必须符合国家战略,并强化治权分类与统合治理。家户经济的长期延存促使我们必须重塑家户这一农村的本体性制度,使国家的建构着眼于家户农民的权利保障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当代中国国家能力分析

国家能力是任何一个国家要维系其存在所必需的基础性能力,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的能力。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这种渗透应该是双向的,既包括国家在其统治的领域内自上而下的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实现其意志和目标的能力,也包括自下而上的国家从社会的汲取能力,这种汲取能力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和权威性服从与认同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是指国家可以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这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使用中不能混淆二者的内容与外延。在现代化以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积极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同时要形成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避免权力的滥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缘起、实践及整体框架

国家治理是政府等治理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维度上运用权威配置资源、维持秩序的一个过程,它具有过程性、协调性和持续互动等特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比较视域下国家能力建设的历史渊源、制度逻辑及中国贡献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放大了不同社会制度、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各政治行为体对国家和政府责任的价值认知对于其权力组织、制度框架和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以国家能力作为切入点考察和比较中西抗疫模式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和制度逻辑,它在政治价值基础、动员组织能力、体制吸纳能力、制度韧性等方面分别表现为理性政治与德性政治、紧密型社会与松散型社会、权利本位与家国一体、最小化政府与积极国家等诸多差异。疫情暴露了西方政治理念误区和制度性缺陷,构建有利于全人类发展的治理体系成为核心议题。中国可以为解决人类难题提供有益的思想启示和制度资源：一是强化责任政治逻辑,重新思考和界定国家的角色和功能;二是增强内聚力,重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三是创新上下互通的协同网络,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四是增强协同应对危机意识,推动构筑全球治理新秩序。     

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人类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诞生意味着重要的历史突破。与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家原理相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其独特的制度、机制和要素。本文试图构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框架,即从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来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通约性和差别性。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是没有终点的,它永远处于改进和调整之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一样都是虚假的命题。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都是同等重要的,过度强化某一属性都会导致政治教条主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上三重属性的组合中展现出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国家能力的质量和转型升级研究

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制度能力是国家能力的三个组成要素,国家能力的质量体现为这三个要素的质量;国家存在的工具价值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的核心职能,它的履行受到国家的资源汲取能力与制度能力及其质量的影响;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分别选择了高压统治与资源掠夺相结合的增长模式、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升型的增长模式和制度能力提升型增长模式。不同的模式选择,给这些国家分别造成了不同的发展后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制度能力的建设,实现国家能力的转型升级。     

国家能力的削弱及割裂: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的困境

清末新政与立宪改革是近代中国政治转型中的关键时期,面对王朝将倾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企图通过全面改变原有的政治架构来达到重新集权的目的。匆忙的官制改革削弱了国家调控能力,不成功的经济改革减少了国家汲取能力,科举制取消后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降低了国家合法化能力,谘议局的产生解构了国家强制能力,从这四个变量的观察可以梳理出新政改革在推行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家在近代化的转型中缺乏有效的国家治理能力,从而导致清末新政立宪改革和国家建设走向失败。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与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

全球气候治理掀起的碳中和潮流正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发生革命性变革，对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构和变迁将带来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成为各国碳政治博弈的重要内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是一国基于自身所能运用的各种绿色资源，通过国家战略谋划和具体应用，维护和拓展国家绿色发展及国际碳政治博弈的能力，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向度。当前碳中和背景下中国首脑外交对国家绿色战略能力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增强国际话语权、提高制度建构力、增加国际道义力量、改善和优化国际形象等大大提升了国家绿色战略能力水平。人类正处于一个危机叠加、风险加剧的时代，需要中国继续通过首脑外交等各种国际战略途径加强自身绿色战略能力建设的同时，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兼述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双轮驱动”策略

国际传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三者之间的层级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包括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能力包括国际传播能力。从三者的关系来看,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应该是外语专业(包括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重要使命。为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建议采用“双轮驱动”策略,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有机融合。     

国家创新能力测评五十年

世界上开展国家创新能力测评研究与实证至今已整整50年,其间经历了单指标测评向多指标测评的转变.单指标测评简便易行,但也存在不足;多指标测评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衡量国家创新能力及其表现,现已成为国家创新能力测评的主流体系.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测评体系主要有OECD科技指标、欧洲创新计分牌、美国科技指标、FP&S评价方法;国内代表性的测评体系主要有中国科学技术指标、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针对国家创新能力与创新型国家之间的关系,结合当前国家创新能力测评体系的特点,国家创新能力测评方法体系应体现以下两种思想:和谐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国家创新能力的测评也应从四个维度来开展:创新投入指数、创新绩效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创新和谐指数.     

国家法治发展道路探索——由国家权力到国家能力的建设

现在的中国已进入民主化建设的进程，国家与社会已经形成相互独立的状态，但是仍然以国家为主导。在这种状态下，我国的国家建设也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即，从强调国家权力建设到国家能力建设。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司法领域出现的司法能动主义，彰显了权力间的扩张和越界，司法权已经受到其他权力的侵蚀，而迫切需要得到加强。强调司法权力的加强，并非是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强化，而是相对于横向的、其他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且这种强化更多是对国家能力的强调。     

我国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高新区创新能力反映的是＂环境支撑—组织运行—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能力形成过程的价值逻辑。文章据此提出了以组织运行能力为核心的高新区创新能力四维理论模型,构建了高新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我国53个国家高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总体较弱,且存在巨大差异;各分项能力指数除环境支撑能力略好外,其余各分项指标均较弱,尤其是组织运行能力。因此,提升我国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要遵循高新区创新能力形成的价值逻辑,健全完善高新区创新网络体系,积极引导高新区发展方向,避免高新区偏离创新发展轨道。     

从税收信用属性谈中国和谐税收信用体系构建

税收信用是维系整个税收活动健康持续的生命线。依据“信用”一词的内涵挖掘税收信用的内涵及其组成部分，并从伦理、法律、经济角度探析税收信用的三重属性，针对中国目前税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税收信用缺失现象，以税收信用三重属性为主线，提出构建中国和谐税收信用体系的建议。     

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执政能力建设

我国在崛起初期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提升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增强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的冲击;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宗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新发展理念和治理机制,建构服务型政府;弘扬和建设先进文化,再铸伟大中华民族之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样才能防范和化解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热点与启示——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谱分析

文章以“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中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利用科学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2008-2018年间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研究热点、关键话题和学科参与度进行分析。提取的5个关键话题包括国家话语、语言教育、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属性，但学科参与度和影响力的均衡度不强，未来研究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增强研究的广度、深度与持续性。      

彩票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分析

利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法,选取彩票发行量排在前10位的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彩票的销售量与国民经济的几个重要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彩票销售量与国家GDP总量有关,而与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无关。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彩票市场的容量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彩票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发掘。     

国家科技传播能力:影响因素与评价指标

科技传播与科技创新、知识经济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决定了在推动科技创新与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科技传播事业,加强科技传播能力建设,建立高效科技传播体系。文章对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分析了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了评价国家科技传播能力的一个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