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金融集聚能否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基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门槛视角

采用我国30个省市地区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解析了环境规制、产业结构调整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西部较弱的分布特征；在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呈现出“强促进-弱促进”单门槛的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约束下，二者具有“抑制-促进”的单门槛关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作为门槛变量时，二者存在“促进-抑制”的单门槛关系。未来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正式环境规制制度，使金融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尽快位于强促进区间内；同时，充分发挥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监督作用，强化国民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作用；并重视外资引进质量，规范外商投资行为；西部地区则可适度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强度，但也应避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的最高形态，防范落入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空心化的陷阱。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我国26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7—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法测算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通过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显示：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本身具有“时间惯性”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环境规制下的财政分权仍显著抑制工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但西部地区不显著；财政分权与环境规制交互项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对工业绿色发展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可以“双赢”吗?——中国工业行业细分视角下的强“波特假说”研究

面对"粗放型"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中国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环境规制道路，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选取2003-2015年工业部门37个行业面板数据，构建污染密集指数划分行业类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限回归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行业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重度、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2）环境规制对GTFP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点，环境规制与GTFP整体呈"U形"关系，其中，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倒U形"关系，中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与GTFP呈"U形"关系；（3）重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抑制GTFP阶段，中度污染型行业还未跨过拐点，有待进入激励GTFP阶段，轻度污染型行业已经跨过拐点处于激励GTFP阶段。因此，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更加着眼于中度污染型行业环境规制，逐步优化重度和轻度污染型行业产能结构，建立合理高效环境规制组合，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研究进展

中国农业发展与环境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和冲突,突出问题是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对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成因和治理政策措施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结构日益多样化、区域异质性特征显著;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变迁和政策因素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因;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政策措施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主要政策手段。农业面源污染的成因、农业补贴“新政”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创新,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农业污染视角下的安徽省农业绿色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两个方面分别测算了2010—2019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在静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年均值为0.946,整体水平未达到有效状态,呈现微“M”型波动上升趋势;在区域差异上,呈“皖南高皖北低”的渐进趋势。在动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二者共同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绿色技术效率;不同区域和不同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通过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率,拓展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制定并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提高农业污染治理效果;形成安徽省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3个方面来提升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多重异质下环境规制影响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传导机制研究

为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路径,以中国95座地级资源型城市2007—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B-K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规制的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选取“空间区位+资源依赖度+发展阶段”三重异质性进行分析,探究环境规制对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传导机制的异质特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引导外商投资、人力资本积累4条路径间接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空间差异对其影响较大。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95—2011年福建省数据分析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方差分解工具,对福建省1995—2011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与人均GDP增长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中氮的产污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农业面源污染存在长期的矛盾;人均实际GDP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冲击是负向的,表明农业环境污染的加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差分解显示人均GDP增长是解释农业面源污染方差变化的重要变量,而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方差变化的贡献度较小。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有益于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关于环境税的研究一般局限于点源污染,而分析环境税治理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效应和机制的文献相对较少.文章沿着环境经济政策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脉络,梳理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的现有文献,并对既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进行评述,以期为后续研究和环境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建议.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分析——基于政府与农户演化博弈模型

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对实现白洋淀生态全面治理与修复,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新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雄安新区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定量研究相对欠缺,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公众参与下政府与农户的演化博弈模型,在政府惩罚金额、补贴金额以及农户减污成本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两个因素,更加全面地研究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与演化轨迹。结果发现:政府实施惩罚、农户积极减污是主体可以实现的理想演变稳定状态。新区政府环保政策执行力度提升、公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参与度加强、新区政府惩罚金额增加、农户减污成本降低有助于农户向积极减污的演化发展。对尽快实现理想稳态、确保水质达标、实现白洋淀生态修复具有重要影响。据此认为,下一步应重点加强新区政府对农户农药化肥使用的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户减污成本对白洋淀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响应意愿,积极建立公众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管理机制。     

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途径及对策

结合重庆市地形地貌特点和山区农业面源污染发生的因子,提出山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对策。一方面必需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出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规划;另一方面必需结合生态农业建设这一主线,使物质、能量在生态系统内良性循环。紧紧抓住产生农业面源污染源的因子———化肥、农药、农田秸杆、畜禽粪便、农村生活废物等,提出科学的防治和减少途径。     

农地确权何以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基于太湖上游地区调查

文章利用江苏省太湖上游地区513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Bi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面积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农户商品有机肥施用最优确权规模是样本农户确权面积最大值的2.6倍，农户农家肥施用的最优确权规模是当地户均农地确权面积的2倍，这意味着样本地区农户确权面积尚未达到有机肥施用的最优规模；此外，风险偏好型农户倾向于施用商品有机肥，而风险规避者认为自产农家肥更可靠。探明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究竟如何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视角改善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微观治理机制关键着眼点。为提升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积极性，应通过整合确权政策实现农地适度集中规模化经营，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     

陕西水资源污染农业非点源贡献分析

陕西省水资源不仅数量上短缺，在质量上也污染严重。农业生产中的非点源污染即高残留毒害性农药的应用、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禽畜粪便的任意排放是陕西水资源污染的主要因素之一。控制陕西农业非点源污染应从法律、政策、技术三个层面推动：制定和完善非点源污染防治的法律，并强化执法；制定以围绕农业清洁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鼓励政策、风险分担政策、财政扶持政策、金融挟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政策引导农民自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推广安全的农药施用技术、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科学的施肥技术、禽畜粪便资源化技术和缓冲带构建技术等，为防治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技术保障。     

洞庭湖水体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

近年来,洞庭湖水体呈现富营养化趋势,主要污染指标物为总氮、总磷。水体污染较严重,污染类型已由以往的工业污染为主逐渐转变为工业、农业、生活和血防药物污染的多元化污染类型,且自2003年起,城市工业性污染比重缓慢下降,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性污染继续上升。针对洞庭湖的水污染和水体富营养化,应采取如下对策:减少和控制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农业非点源污染,合理开采地下水;清淤调水,保证洞庭湖调蓄能力;扩大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范围,建立统一的洞庭湖湖泊湿地保护和管理机制。     

论我国环境公民诉讼原告适格制度的构建

环境公民诉讼或环境公益诉讼是指公民、环保团体、政府等任何社会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任何法律实体,为保护环境公益,针对环境破坏者或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环境公民诉讼以公民环境权、环境公共信托、人民主权等理论为基础,在美国立法中逐步确立了公民诉讼条款。环境公民诉讼还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和充分的司法实践基础。我国应通过借鉴、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立法,修改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逐步构建环境公民诉讼原告适格制度。     

鄱阳湖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研究

以农业面源污染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经营规模、劳动力转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为基本理论假设,以江西省鄱阳湖区25个县区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相关的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面源污染呈正相关;牧业增加值占农业增加值比重、人均耕地面积、非农就业比重和单位面积耕地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面源污染呈负相关。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