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薪酬差距激励了高管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市场与产权性质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为切入点,考察了企业高管所面临的经理人市场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正相关,但国有企业的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了受管制的国有企业经理人市场无法对高管带来正向激励。外部薪酬差距对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正向激励效应仅存在于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薪酬的样本中。本文发现,当企业上一年的高管薪酬低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为了使高管薪酬水平达到行业平均薪酬水平,其高管薪酬的增长幅度要高于行业的增长幅度,而且高管薪酬与行业平均薪酬基准的差距越大,高管的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意味着我国高管薪酬制定受行业薪酬增长影响很大,从而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激励的有效性。当上一年的高管薪酬高于行业平均高管薪酬时,国有企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薪酬在当年增加得越多,高管的管理层权力同样地削弱了外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应。     

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高管权力视角

以2011—2015年我国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基于高管权力视角下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可以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存在替代关系,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薪酬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会弱化在职消费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与高科技非国有企业相比,以上关系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这为完善我国高科技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高管薪酬与企业未来经营绩效

本文紧密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考察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绩效的作用。以2001~2011年间的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高管薪酬的经济因素和公司治理因素后,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政治关联公司的高管都获得了显著较高的薪酬。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高管超额薪酬与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由政治关联导致的超额薪酬则与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获取了过度薪酬,是一种有损企业未来绩效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高管所获得的较高薪酬则是对其较强的寻租能力的一种补偿和激励。此外,本文进一步的检验还发现,在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以及在政府干预较强的地区,政治关联的国有企业高管的过度薪酬问题更加严重。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信关系、获取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的宏观背景下,具有海外背景的管理者在企业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已有研究探讨高管海外背景对海外融资、对外投资、跨国并购等的影响,尚无研究关注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从高管个体特征视角研究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选取2010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手工收集的高管背景特征信息,使用OLS回归、倾向评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方法检验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显著影响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相对于无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拥有海外背景高管的企业其社会责任评分更高、评级更好;当企业高管团队中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人数越多、在高管团队中的比例越高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当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更大时,高管能依赖用于理性判断的信息更少,此时作为高管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代理变量的海外背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更强。在解决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将高管海外背景的经济后果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为高管海外背景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从个体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社会责任作用机理提供新的证据。从现实意义上,研究结论为国家海归人才引进政策、企业高层次海外人才招聘和选拔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高管激励、制度环境与高技术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股权激励对高技术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起正向促进作用,而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干预在高管股权激励和探索式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且政府干预和法制水平能够对高管薪酬激励与探索式创新的曲线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根据产权对样本进行分组划分,检验了组间主效应影响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结果表明,仅在国有高技术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负向阻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在非国有高技术企业中起正向促进作用。     

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与薪酬差距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

 薪酬差距激励效应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热点。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忽略了管理层权力的影响，因而对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解释能力有限。        将管理层权力引入研究框架，以政府补助为中介变量，检验管理层权力通过政府补助作用于薪酬差距的具体过程和经济后果，以及公司内外部机制的治理作用。特别地，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导致管理层权力不断提升和膨胀，基于产权性质的视角展开对比研究。以2010年至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7 999个观测值为样本，运用SAS 9.2和多元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层权力的作用下，政府补助加剧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能加大薪酬差距；进一步地，将薪酬差距分解为管理层从政府补助中攫取的权力性薪酬差距和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后发现，权力性薪酬差距起负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未来绩效，并且在国有企业中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更强；剔除政府补助影响后的薪酬差距能够起到正面激励效应，提高企业未来绩效，并且该效应不因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改变。        深入研究还发现，以董事会和政府干预为代表的内外部机制能够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董事会规模越小、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权力性薪酬差距的负向激励效应越弱。        研究结论不仅为薪酬差距激励效应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补充，也为上市公司制定更优的薪酬契约和完善的治理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高管激励对OFDI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环境调节的视角

基于中国制造业创新国际化的时代背景,借助指标跨度2001—2017年OFDI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报酬性激励、结构性激励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在上述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水平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高管股权持有与两职兼任对企业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东道国腐败治理水平对高管激励的创新促进作用有正向的“叠加效应”,对高管激励的创新抑制作用有反向的“调节效应”。     

业绩波动、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

  不同的高管通过营造公司文化和制订公司战略等手段对公司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高管变更可以被视为公司的重要事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的相关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利润是高管关注的核心指标，为了提高利润，除扩大收入外，提高成本管理能力也是一种可行手段。因此，研究高管变更这一日趋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高阶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3项理论成因，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10 209个公司-年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变更如何影响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在按照业绩波动程度和高管变更原因将样本进行分组后，利用组间系数比较的方法，深入分析不同业绩波动下和不同高管变更原因下的影响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变更显著加剧成本粘性，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在不同的业绩波动程度下和在不同的高管变更原因下有差异。具体而言，当业绩波动较大时，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大，而非正常原因的高管变更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成本粘性。         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成果，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提高高管变更期间成本管理水平以及帮助利益相关者深刻地认清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如何改善国企高管激励机制是新时期全面深化国企改革成败的关键一环。本文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高管的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在此基础上,研究非国有股东治理如何影响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单纯的非国有股东持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非国有股东向国有企业委派高管有利于改善国企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其次,非国有股东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最后,非国有股东委派高管参与国企治理能有效抑制国企高管的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以上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仅停留在资本层面的混合,还需确保非国有股东在国企经营管理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发挥民营资本的监督和治理作用。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与企业现金持有

  上市公司高额持有现金的现象一直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已有关于企业现金持有的研究基本都立足于传统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特征的影响，与现实情况不相符。         在此背景下，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从管理者非理性视角，系统分析并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机理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企业特征的情景效应、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现金持有价值与现金持有动态调整的关系。以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股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管理者是否主动增持股票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指标，运用Stata软件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因素的前提下，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现金持有水平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在二者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成长性高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对超额现金使用方式的检验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持有超额现金主要用于后续的研发投入。此外，股票市场投资者对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所持有的现金给予了更高的估值，在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向上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明显快于向下调整现金持有水平的速度。         结合行为金融与传统公司财务，实现了跨学科之间的交融，丰富和拓展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经济后果和现金持有影响因素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结果还有利于管理者进一步理解其非理性特征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对他们在实际中如何制定企业现金持有策略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与高科技投资偏好

 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不仅与被投资对象的未来成长空间有关,也受到投资机构多方面特征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在风险投资的复杂环境下,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作为主要决策者,其特征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选取194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形成的原因,构建Logistic模型和OLS模型,检验高管团队不同教育背景(显性知识)和从业经验(隐性知识)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和从业经验显著影响其高科技投资偏好。高管团队中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高科技企业,金融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高,金融从业经验和咨询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风险投资机构中,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国有性质样本中金融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非国有性质样本中高科技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轮次偏好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与非国有性质风险资本相比,国有性质风险资本高管团队成员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较弱,导致国有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较少。        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对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和国有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促进风险投资与被投资企业形成更具价值的匹配关系,对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意义。     

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国家所有权、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

本文透过就业问题研究了政府目标对国有企业雇员规模、进而对绩效和报酬激励机制的影响。本文发现高失业区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的冗余雇员,作为补偿,政府为冗余雇员多的国有企业给予了更多的财政补贴。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的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本文进一步发现,由于冗余雇员越多的国有企业,雇员的平均工资率越低,因此,冗余雇员并没有使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冗余雇员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也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由此,本文得出,冗余雇员对国有企业绩效的负面效应不是由于冗余雇员而承担了额外的劳动力成本,而是由于降低了对雇员,尤其是对高管的薪酬激励,从而导致经理人员的代理成本增加。本文的研究揭示出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制度上控制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CEO双元领导与企业创新导向的关系

 领导行为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和创新导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CEO单一领导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未能解释CEO如何处理高管团队创新决策过程中团队整体性与成员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从高管团队层面探讨CEO双元领导行为的作用具有必要性。另外,企业创新导向还可能受到企业类型的间接影响。        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CEO双元领导划分为相对授权维度和组合维度,探讨CEO双元领导对企业创新导向的影响。将企业类型划分为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研究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CEO双元领导行为作用的差异。通过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6个不同省份的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共收集126份有效样本,采用Spss 13.0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CEO双元领导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呈倒U形,即适度水平的授权型领导行为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CEO双元领导的组合维度能促进创新导向,即CEO授权型领导与命令型领导对创新导向具有互补作用。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截然相反,即在在位企业中两者关系为倒U形,而在新创企业中两者关系呈U形;与新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中组合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更强。        在理论方面,考虑双元领导两个维度对创新导向的影响,呼吁学者增强对双元领导的关注,丰富了双元领导与创新领域的研究;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双元领导的研究中,丰富了双元领导的研究视角。在实践方面,CEO应根据企业类型调整领导行为,为战略领导力和管理实践提供新的见解。     

薪酬制度考虑外部监管了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契约与外部监管的关系,结果发现,外部监管对高管薪酬有显著的影响,但与最优契约论不完全相符.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由于所有者虚位,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由于远离管理者,外资控股的公司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重与高管薪酬正相关而与薪酬敏感性负相关;较高的银行借款/总资产比率对高管薪酬有抑制作用;处于垄断地位的管制行业高管薪酬敏感性较高;高管持股对薪酬的敏感性不影响.最后,在控制了外部监管因素对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后,高管薪酬与公司下年度的业绩增长显著正相关,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制度基本上具备了激励机制.     

人力资本、组织因素与高管薪酬:跨层次模型

针对高管薪酬决定的现有研究停留在单一层面和对高管的人力资本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获取了2007-2009年在深沪两地上市公司的17368个高管个体样本与对应的1923个组织样本,通过构建跨层次模型(HLM)研究发现,在个体层面上,高管人力资本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组织层面,公司绩效、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监事会规模、无形资产比例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层面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与组织因素解释高管薪酬的总变异接近相等.依据国有股比例分类,本文通过构建HLM发现,当国有股比例在50％以上时,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无形资产比例(负向)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而公司绩效与高管薪酬之间关系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