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与企业现金流——基于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内部控制质量中介效应的视角,实证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非国有股东加入,使股权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未对公司治理产生显著影响。而随着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占比的提高,使得混改深化,对内控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而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现金持有量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了“国企混改”的作用机理,为我国坚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从制度环境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混改的深入性、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和非国有资本控制权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正相关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混改通过提升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从而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

以2013年至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可以发挥治理效应，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和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避税。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都能抑制企业避税；在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提升内部控制水平来抑制避税，而在非国有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主要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来抑制避税；但是在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混合所有制抑制企业避税的作用显著降低。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国有企业的数据

以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测度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投资效率变化,并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实证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混改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方式的混改国企投资效率提高最为显著;机构投资者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呈正比。文章丰富了非投资效率研究的理论知识,并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放宽非公资本进入门槛、保障非公资本话语权、大力引进机构投资者以促进国企发展的政策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基于分类治理视角

在引入非国有资本的同时,如何构建合理的股权结构激励企业获得创新竞争力,这是国企和民企都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以2009—2018年发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应用非国有股东所拥有的董事会权力作为其发挥治理效应的替代变量,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方法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从国有企业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企业混改实施的效果。结果表明:(1)强化非国有股东"话语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及探索式创新的产出。(2)进行深度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一般商业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而弱化其利用式创新;对特定功能类国有企业探索式创新呈显著正向影响。     

政府控制、“八项规定”与高管薪酬——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2011-2016年A股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政府控制力与政策干预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表明,"八项规定"的实施没有有效降低"国有混企"高管货币薪酬总额,而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政府控制力的减弱并没有削弱政策干预的实效,反而将进一步降低"国有混企"高管的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其效果对于地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更为显著;此外,政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控制力的减弱将会增强"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同时要继续落实和贯彻"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提高政策干预的科学性与针对性,对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薪酬进行区别干预,从根本上防止高管奢靡腐败行为。     

混合所有制是否有利于国有企业绩效提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了多元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混合所有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其结果表明:股权分散度与企业绩效无明显相关关系;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所有制混合程度对企业绩效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为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发展,应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优化产权结构.     

混改背景下国企关键人激励机制有利于探索式创新吗?

在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促进国有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这是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需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12-2018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薪酬和股权激励与探索式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从国有上市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比较分析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特殊性;并从国有上市公司分类治理的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不同功能类国有上市公司和不同要素密集度国有上市公司关键人激励机制对探索式创新影响的差异性.可以发现:(1)目前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水平显著影响探索式创新,总经理股权激励有利于促进探索式创新;(2)相较于一般国有上市公司,深度混改国有上市公司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与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国有上市公司相比,特定功能类、非高技术型企业董事长薪酬激励对探索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总经理的薪酬激励效应仍不显著;但是总经理股权激励对商业竞争类、高技术型企业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股东利益博弈分析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理论探讨的热点。以分权控制理论为基础,构建国有股东、民营股东和监督机构三方的利益博弈模型,并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国有股东侵占民营股东的概率受监督机构监督成本和国有股东被监督损失等因素的影响,监督机构选择自主监督国有股东的概率受国有股东侵占行为惩罚力度系数、国有股东侵占额外收益和民营股东诉讼赔偿等因素影响。要加强对国有股东的惩罚力度,发挥好政府的监督作用,增强中小股东权利保障机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     

新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该文选取新疆2007—2012年数据完整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新疆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新疆的上市公司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具有较为特殊的发展历程和历史背景,因而在疆内上市公司中,股权制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即股权集中度与疆内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在前两大股东均持国有股份时较为显著。根据研究结果,提出通过改善疆内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减少国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在企业中发展非国有股东、积极发挥公司内股东之间的制衡作用,来减少过度投资行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新疆上市公司的健康发展和新疆经济的腾飞。     

类混合所有制靠近混合所有制路径研究——我国商业银行推行混合所有制的解决途径

商业银行作为特殊企业,仅有混合所有制之名,尚无混合所有制之实,其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国有企业的管理特征仍然存在,因此,必须根据商业银行目前经营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商业银行内在金融属性与经营运作特点,进行定向“爆破”改革,从而进一步激发商业银行发展的活力。文章主要观点就是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强市场化机制建设,扫清商业银行传统弊病,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增强商业银行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这一过程需要内部冲动和外部政策改革同时进行。在对改革候选标的行业地位、公司规模和股权结构等指标全面衡量的基础上,遵循“先小后大”、“先易后难”、“先条件接近后条件远隔”的原则,从试点先行到全面推进,各家银行也要将本次改革作为一次机会,不为改革而改革的真正激发活力。     

论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实现——一种法经济学的视角

对于国有企业所有权的行使,传统民商法理论多侧重于从权利的静态配置及与此相关的组织设置角度进行分析,这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但并非是唯一的切入点。从法学上讲,企业所有权是指所有者对于企业所享有的最终的控制权和收益权。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业特征,应该采取更为灵活、可行的＂分类改革＂的方式来完善国有企业所有权权能的配置方式,进而保障国家对国有企业所有权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实现。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货币政策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于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0-2015年间深市A股公司年度数据为基础,采用有序逻辑回归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不同上市板块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并将所有权性质、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且该影响在各上市板块之间存在差异,影响最大的是中小板非国有企业,银根越紧缩,中小板非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而主板、创业板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基本不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无论在货币宽松期亦或紧缩期,不同板块的所有权性质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不同,主板、中小板的非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均显著低于同板块的国有企业,而创业板则不然;金融发展程度对不同板块、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是,在货币紧缩期,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区域的国有企业相较低区域的国有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更高,而中小板、创业板公司不受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     

利用股份制改革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经济学思考

股份制这种产权组织,包容多元股权,既可以成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可以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因此,它是改革和完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平台。我们可以利用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也可以利用股份制提升民营企业,还可以利用股份制实现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案例研究--工大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经验与启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协调发展。哈尔滨工大集团从一家高校园区企业发展为涉足多个领域、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混合所有制大型企业集团,其发展的关键是大胆突破传统体制机制障碍,实施了“股权形态多样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发展战略,构建了一套“尊重市场、看重人才、注重文化”的高效管理机制。工大集团的实践对新时期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