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数据要素市场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有效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政府市场监管效能。理论逻辑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数据要素市场治理的主要内容涵盖供给、需求和供求平衡三个层面。市场运营模式不完善、交易机制不健全、开放共享不足、制度建设不完善是当前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有效治理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实践路径方面,应推动速度规模导向型治理转向质量效益导向型治理、零散分割式治理转向协同整合式治理、市场体系完善的单一型治理转向“市场体系—市场制度”建设的复合型治理转变,借助政府调控主导下的市场主体多元共治、制度建设引领下的治理结构优化、技术创新驱动下的治理效能与安全统筹,实现对数据要素市场的有效治理。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     

社区绿色空间共建：一个“组织化—自主性”分析框架

当前，国家层面的绿色空间治理体系初具雏形。作为绿色空间体系的微观要素，社区绿色空间的有效生产有必要以“共同建设”的方式纳入社会治理范畴。因此，将“制度结构”与“行动过程”确立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主要维度，运用结构化理论工具将二者统合，提取“组织化”“自主性”作为关键变量，构建一个能够系统性解释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划分为行政层级推动型、外部组织嵌入型、内部主体带领型、公众协商合作型四种类型。在深入考察上海市、深圳市、成都市、武汉市等地先进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发现社区绿色空间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以“空间生产”为社区绿色空间共建的价值目标，以“权责分工”为共建主体有效合作的关键环节，以“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统筹谋划的重要保障，以“项目外包”为吸引各方力量参与的活动场域。在具体实践中，推动社区绿色空间共建实践走向深入，需要从“有效组织”与“主体培力”两方面着手形成治理合力，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社区绿色空间共建效能。     

新发展格局下县域营商环境的构建与优化研究

县域营商环境是在县级行政区划内，以县级政府作为供给主体，影响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外部要素综合体，具体包括县域政务环境、法治环境、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基建环境等要素。新发展格局下，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是畅通国内大循环，链接国际大循环的必然要求。顶层设计提供的政策依据、产业集聚提供的比较优势、消费潜力提供的市场需求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创造了机遇，非正规经济活动与权力寻租的负面干预、基础设施建设与市场主体需求的期望差距、高效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足则为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带来了挑战。由此提出强化市场监管与产权保护、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等优化县域营商环境的相关建议。     

城市治理视野中的城市政府变革

本文着眼于转型时期城市政府这一主要的治理主体如何转变自己的行为机制来实现有效城市治理,提出了城市政府转型的几个路径选择。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公共政策失败及其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政策失败是现代政府治理的普遍性难题,政策能力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失败的原因可从政策环境约束、政策本身缺陷、政策主体行为、政策监控不力等维度分析。为避免政策失败,需要构建基于循证决策的整体性决策体系、公共利益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结果导向的政策矫正与学习机制、政策能力导向的政策质量提升体系,以有效预防政策失败,提升公共政策质量,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激励相容视角下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偏差及防范策略

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存在着激励相容约束，激励相容是实现农民群众个体目标与政策预期目标双赢的必然选择。激励相容性不足使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出现诸如政策冲突、政策多余、政策负效力、道德风险以及政策问题选择不当等多种偏差。因此，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传统习俗、群众诉求等因素对政策激励相容的影响，在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政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政策足够的时空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或建立诱导性的激励机制，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将其行为引导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来；建立完备的乡村治理政策评估体系，对乡村治理政策运行过程及包括激励相容性在内的政策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以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政策激励相容。     

论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结构和新秩序

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如何治理资本逻辑与劳动者价值创造规律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实质性内涵就是协调和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劳动创造价值伟力与资本激活市场活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确保“三力组合”充分激活，构成新结构，形成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贯穿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全过程、全要素和全方位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也是建构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新结构和新秩序的根本遵循和基本原则。为了确保中国式治理体系现代化拥有新秩序、取得新进展，必须有科学的制度设计与政治基础、合理的结构安排与力量输出、优质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激活、科学的精神智慧与文化支撑、强劲的动力源泉与动能供给、有利的外在条件与善治环境，这样才能确保高效的治理组织与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善治态势。     

执法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及其建构逻辑

执法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治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升法治治理的效能、整体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决定了必须推进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执法质量的最大化。执法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是实现执法主体、执法权力结构和执法监督三个要素的现代化。     

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行为和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公司有健全的治理结构 ,有效治理结构的建立有赖于良好的会计信息。同时 ,公司会计行为、会计信息质量是公司治理结构等会计环境的函数。因此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 ,如何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运行与会计行为之间的良性互动 ,便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积极风险治理：基于三农领域的认知与行动策略探析

相对于城市社会、工业领域和市民群体,农村、农业、农民的风险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薄弱环节和短板。文章基于治理理论,将风险治理凸显为三农的主体内容,构建“认知—行动”分析框架（三农风险认知—韧性能力认知—治理行动体系）,就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新发展阶段三农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不同类型风险的交互认知,以及对风险治理能力缺失和经济、管理、乡风文明、社群、生态韧性较低的认知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三农领域“积极风险治理”行动体系,即采取包括全方位、全主体、全要素、全过程、全时空的“五全”主动积极治理方略,方能有效治理三农风险。     

数字经济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是数字时代下中国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通过运用DEA-ML法估计中国各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对其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数字经济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并在两者耦合作用下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环境规制发挥了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沿海地区,而环境规制在内陆地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能显著调节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但环境规制对周边地区存在着“以邻为壑”现象,数字经济积极的空间溢出作用尚不显著。因此,各地政府要顺应数字变革的时代趋势,积极推进软硬数字设施建设,结合发展实际因地健全环境规制体系,积极完善协调机制,并通过加强跨地区沟通交流促进空间效应释放。     

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生成逻辑与矫正维度探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部分。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基层治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现实中，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和人民利益脱节等现象仍不时出现，这些治理偏差影响了基层效能、政府信誉、人民福祉，因此需要对其生成逻辑进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矫正基层政府治理行为偏差的方法，即党建引领、德法共治、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等。     

政社协同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基于辽宁省实践的扎根理论分析

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在于通过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的互动、合作与协同,构建科学合理的服务供给体系。科学运用质性研究与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总结政社主体在协同供给服务过程中的角色、行为与互动模式,凝练出政社供给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行动逻辑与解释框架,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政府与养老服务机构围绕养老服务的协同供给,形成了“促成—运行—产出”三个阶段：促成阶段依赖共同目标建立、党政统筹推动这两项动力要素;运行阶段体现为供给共同体的场域化构建、协同治理工具的多元化运用两项机制要素;产出阶段则形成了可持续发展动力并呈现一定的现实约束力。未来需要加强政府部门资源支持和养老服务机构现实需求的动态匹配程度,同时细化政社协同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流程设计,从而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效率。     

林长制的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林长制是发源于地方并已在全国推广的重要制度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行政首长负责制和行政发包制。在治理中,林长制搭建五级林长组织体系,建立部门协同推进机制,设立“五绿”任务目标体系,构建制度保障体系,重塑了林业治理体系,提升了林业治理能力。通过高位推动与部门联动,林长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着代理人执行行为偏差、社会与公众缺位、要素保障不足、体制机制缺陷等困境。应以推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严考核+强监督”压实责任,推进治理主体多元化,加快补要素短板,完善制度供给,逐步建立政府作用、社会作用和市场作用都得到有效发挥的长效机制。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若干问题

本文对政府信用及其建设进行了分析。在作者看来 ,政府信用源于政府行为 ,对政府信用的判断往往与其政策、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效应联系在一起 ,据此将政府信用行为归纳为政府行为不超过其权利范围、政府行为的代理者在行政操作过程中能遵循信用原则、政府行为结果能为社会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等三个方面。作者强调政府信用在整个信用体系中的作用 ,即政府及其代表者的行为影响着市场参与者或其他微观经济主体 ,并由此揭示了社会信用缺失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同时也表明治理信用缺失的可行性     

新时代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体机制研究

在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步伐加快的新时代，提高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质量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在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政府、社会、市场、成人高校四大责任主体各自基于自身价值取向，分别发挥着指导、纠偏、调节和主导作用。但各主体现状及运行情况表明，其存在作用发挥不充分问题，应加强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主体机制建设。其中，应加强政府顶层设计，完善社会监督体系，规范市场行为，提升成人高校建设。     

城市环境治理若干理论研究

城市环境治理具有综合性、区域性、群众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其本质是影-向人的行为,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城市环境治理模式是管理城市的方式方法与规制．它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城市环境治理体系是城市环境治理所有活动的有机构成,主要由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法手段、治理组织机构和相应的信息系统等要素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