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清代州县官任职制度探析——附论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地方行政首脑权力制约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定有完备的制度。知州由现任官员升任、调任,知县则大部分由进士、举人、贡生、吏员和捐纳人员除授;通过划分题缺、调缺、选缺等实现吏部与各省督抚之间的权力划分;州县官出缺后,新官通过委代、委署和补授等三种方式继任,任职程序和资格均有定制。有清一代,督抚采取各种手段破坏定制,实际上主导了州县官的任用。通过清代州县官任职制度的运作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政治对于地方行政首脑的权力进行制约具有合理性,但由于缺乏合理的地方分权制度,这种制约难以奏效。     

试论清代州县衙门设置幕府的原因

清代,“自督抚以下司道府州县,衙门虽自不同,俱各延幕宾。”这是清代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幕府由封疆大吏至州县“父母官”皆置,其结构与功能都有了新的变迁和扩展。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幕府成了地方行政机关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门。州县一级行政机关,是官僚政治系统的“终端”,与民相接,直接处理社会基层事务,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其政治上的意义尤其重要。所以,州县衙署中的幕府也特别值得重视。正缘于此,本文把视点放到州县的幕府,试探讨其设置的原因,以求正于方家。     

清代皇权推动下“官箴书”的编撰与传播——以《钦颁州县事宜》为例

作为清代“官箴书”的代表作品之一,《钦颁州县事宜》一书在内容上基本涉及到州县衙门日常事务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一部权威性的“州县指南”.该书是在雍正皇帝的积极推动下,由具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官员编撰而成;并经雍正审定后,谕令刊刻、颁发给全国的州县官员,是典型的通过皇权自上而下推行的“官箴书”.这既与雍正厉行整饬吏治的意图有关,也与他希望藉此弥补州县官的法律知识与从政经验之不足有关.在皇权的力量之下,《钦颁州县事宜》不仅传播范围广泛,而且在清代的州县行政与司法实践中持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公共物品“多中心”供给的内在逻辑解析

作为另一种应对公共事务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矛盾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多中心”理论一方面反思了两种传统解决即建立“利维坦”和产权变更各自的缺陷,另一方面又试图论证两种传统解决方案在逻辑上的相容性,这种相容性自然也可以表现在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上。在体现“多中心”特征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安排中,在政治价值和经济手段两方面强调了公民的选择权利和选择行为,但是,这种选择模式不具有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所描述集中统一的特征,由此体现了对美国立国的政治价值和原则的回归。而在实践中,公民的选择又是通过政府的民主行政来确保,这种民主行政表现为有关公共物品供给中具有自主和自发特征、分散式的决策。     

"诗性政治"论——兼及文学性和政治性的融通

在“再政治化”文艺思潮中，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可以落实到“政治文化”层面加以探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立场为本位所提出的“诗性政治”建基于“心理本体”或“人类学本体”，文学性和政治性在人文关怀的终极处能够融通。“诗性政治”具有想象性、人文性、体验性、超越性、整体性等美学特征。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威在基层政治中的变动趋向——以晋西北乡村为例

20世纪 2 0— 30年代的晋西北乡村社会基层政治变动的突出特征是士绅向“权绅”的转变。这一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阎锡山军阀政府自上而下发起并实施的“村制”。“权绅”在基层政治中 ,由于服务方向转向赋予其“权力资本”的上级政府 ,与乡村社会联系纽带弱化 ,但并未成为阎氏政府在乡村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合格代理 ,而是在基层政治的运作中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权绅”实质上蜕变为只代表本阶层利益的、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外的“权力精英”,成为阎锡山统治时期的制度之痼。     

官不久任与健讼之风：州县官实际任期对明清地方衙门理讼能力的影响

学界以往在探讨明清时期许多文献中皆有描述的“健讼之风”时,通常认为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大变迁在当时一些地区造成的现象,并且在分析原因时尤其强调经济与人口这两大因素在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着眼于宏观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这一面,还要同时关注司法/行政体制及其实践运作中那些变与不变也可能会对“健讼之风”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明清时期州县官更调频繁的总体趋势,对地方衙门处理词讼的能力造成了众多负面的影响,进而在不少地方加剧了“健讼之风”。易言之,当时州县官实际任期日益缩短的大趋势,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制度性影响因素。由此延伸开来看,明清时期那些关于“健讼之风”的记载所折射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便是,在司法与行政合一的基层官僚体制之下,那些包含官员任期在内的“制度资源”对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之大趋势的回应能力,总体上越来越弱。     

“两会”游说现象的政治学解读

“两会”游说是当前一种新兴的政治现象。“两会”游说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游说的主体、对象、方式、议题等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利益集团游说，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两会”游说的兴起，既是中国政治进一步走向民主开放的表现，也对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当前，“两会”游说在形式、广度和深度、效果、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需要从制度机制层面加以规范和引导，以使其健康发展。     

坚定不移地加强党的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蓬勃发展依赖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十五”期间，音乐学院党总支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确立了“发展是硬道理，党建是硬基础，用人是硬保障”的思想，健全了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等制度，编印了《音乐学院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手册》，推动了领导班子思想建设，把党的建设与学院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进教学、科研、管理、育人等各项工作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在校党委、校行政直接领导和指导下，音乐学院“十五”期间先后进行了两次院级领导班子调整，进一步完善了院党政班子任前、任中及届满的考核工作，…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论“政治正确”统摄美国政治的负面效应

在当今美国,“政治正确”已成为一种在语言上判断对错的规范、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在社会政策上判断是否公平公正的尺度,它是美国各类左翼思潮的集大成者,是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思潮,也是民主党的主要意识形态。当前,“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统摄性的影响,并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在政党体制上,“政治正确”造成了民主党居优而共和党处于劣势的非对称极化格局,限制了平衡的两党制对于美国政治体制稳定运行的正面作用。在三权分立且制衡体制上,“政治正确”使文官系统整体“左”倾化,并与“深层国家”纠缠在一起,丧失了其在调节行政、立法、司法权力制衡关系方面的功能,打破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动态平衡。在政治文化上,“政治正确”使美国原本相对统一的政治文化出现了撕裂及核心价值观的冲突,动摇了政治共识的根基,进而使美国失去了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文化基础。最终,“政治正确”造成的上述后果叠加在一起,使美国国家治理陷入政治分裂、社会撕裂、经济下滑等的紊乱局面。     

融合视域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检讨,寻绎出传统行政思想研究的生发途径与内涵框架,分析箴定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体系构建的有效性。中国传统行政思想义理的生发实际上是因西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学术话语而产生,但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积极经世致用的特殊性格使然,中国传统行政思想概念的提出虽似预设为一理念上的价值存有,实际上却是传统政治思想的具体运作,即此扮演传统政治思想的行政实践角色。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体”“用”关系,在政治与行政分合价值与实践的双重范畴认知下,亦寓涵有一特殊的“月印山川”意像。在这一基础框架和理解视域中,进一步思考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内部理路与实践效应,完成视域融合下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系统性理论创构。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亲亲相隐”制度的历史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

把我国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性、心理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探究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在当时的合理性，进而考察导致该制度产生、存续的要素在当代的存在状况，及其在当代被赋予的人权和正义价值，最终得出结论：该制度在当代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理应被吸纳入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体系。     

“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文化意识——三十年代文学群体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研究之二

在三十年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文化意识,使三十年代文学群体事实上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或体现出“亚政治文化”特征。在这方面,对三十年代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群体来说,也未能成为例外。本文通过三十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文学群体所呈现出的“亚政治文化”特征的揭示,论证了在三十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文学组织或文学群体的政治化趋向的不可避免性。     

坚持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讲政治”

我们应坚持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理解和把握“讲政治”。政治与经济水乳交融 ,难分难解。政治离不开经济 ,经济也离不开政治 ;政治之中有经济 ,经济之中亦有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政治 ,经济是政治的经济。但并不是说政治就等于经济工作。如果我们以“讲政治”冲击和影响了正常的经济工作 ,这恰恰违背了我们“讲政治”的真正用意。就现阶段中国具体的情况而言 ,政治是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我们必须在“讲政治”的同时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坚持党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国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决定了我们“讲政治” ,只能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 ,只能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和经济建设中 ,坚持政治是灵魂、是大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 ,科学地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还应准确地把握政治作用的“度”。     

统孝于忠:西晋《新礼》对汉魏丧服及相关“故事”的调整

西晋《新礼》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部完整的制定化礼典，其中的丧服制度以晋武帝“三年之丧”为顶层设计，废除了汉文帝“短丧诏”,并对礼经中“三年之丧”和“谅闇”进行重新诠释，调整了汉魏以来不规范的丧服服叙制度。一方面，它规定天子(诸侯)“旁亲绝期”、卿大夫“绝缌”,确立了跟晋代五等爵制和官制相匹配的服丧原则和具体细节，使汉魏以来随意性较大的丧服服叙制度归拢到君统的原则之下；另一方面确定“弟子为师”及“寄公为所寓”之服，使私人关系不能干扰官僚等级制度。通过这些调整重新建立起丧服服叙所体现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此外，《新礼》对“汉魏故事”中丧葬用物和仪制的调整，反映了西晋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跟大幅度调整丧服服叙制度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民本位”与“官本位”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以"官本位"政治文化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金观涛先生在《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一书中全面刻画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制度环环紧扣所形成的超级稳定的、保守的封建制度。一、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产生并通过后天学习和社会传递形成的反映客观政治过程的观念意识,是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