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胡安国对《春秋》之理学化诠释——以《春秋传》所论义利之辨与上下尊卑关系为中心的讨论

胡安国自觉承接理学道统,以理学家高度重视的“义利之辨”为孔子作《春秋》的重心,并以此为基础展开诠释.他认为,王道、天理是“上下尊卑”的根基,义利之辨是《春秋》所载违背尊尊之史事的根由,而孔子对史事所作褒贬是对义利之辨寓意的显现,深入体察孔子笔法,有益于具体地把握超越性的王道、天理.通过把《春秋》与孟子义利观、二程理欲观紧密糅合,胡安国实现了对《春秋》的理学化诠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经典的理学化”与“理学的经典化”.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从鲁四老爷看封建理学的反动性——讀《祝福》札記

程朱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说教的发展。它鼓吹“天命即天理”,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认为“理”在人间的主要表现就是“三纲五常”,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说教。朱熹宣称“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孔丘的“克己复礼”。小说《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不仅书房壁上挂着“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对联,案头堆着理学入门书《近思录》,以“理学”铸自己的灵魂,而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从公理化诠释看朱熹对《论语》的误读

《论语》的文本特点,给后人随意解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用公理化的方法去诠释《论语》,则可以看出很多解释都是误读。例如朱熹《论语集注》以“天理”取代“中庸”,以“忠君”取代“德政”,都是误读的典型。这就显示了公理化诠释的积极意义。     

朱熹论《中庸》之“诚”

朱熹对《中庸》的诠释,强调《中庸》全篇首尾一贯,以“诚”为枢纽.尤其是,朱熹还对此作出了详细的论证,并进一步提出由“诚”而“中庸”,从而揭示了《中庸》的深刻内涵.朱熹对《中庸》的这一诠释,不仅体现出朱熹“《中庸》学”的特色和创新,而且亦可看出“诚”是朱熹理学的最高境界.     

帝王之学：《四库全书》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清代官学建构

清代是官学登峰造极的时代,清代官学的实质是帝王之学。作为清代重大国家文化工程的《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修纂,是清王朝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举措。清代帝王难以拥有绝对话语权,因为受到两种压迫：一种压迫来自身份相同的前代帝王;另一种压迫来自儒者群体,儒者群体已经抢先一步占据着思想和文化的优越地位。故尔,尊今贬古、尊清贬明以凌厉前代,尊王贬儒以压服儒者群体,这种“言而世为天下则”的帝王之学就成为统摄百家的最高轨范。清代帝王之学有两个根本点,将帝王的文化心态和牧民方法悉数纳入,一是“圣人之道大,兼收并蓄”,二是“群言淆乱而折诸圣”。帝王之学的建构是清王朝达到思想一统的政治手段,也是理解《四库全书》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清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总纲。     

周敦颐<太极图说>的道德修养论

周敦颐之《太极图说》上承《学》、《庸》的思路 ,用天人一道来论证圣人何以“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道德修养原理 ;强调“主静”的修养功夫 ,认为无欲才能静 ,将解决人欲问题做为道德修养之要点。这些奠定了理学修养论的基本思路和强调节制人欲服从天理的基本内容。学界认为周氏“主静”说“排除了修养” ,是一种误解 ;不能正视宋儒克制人欲说所包含的对于道德修养的实际意义 ,也是片面的     

同途殊归:论戴震对朱熹理学的继承与发展——以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为例

受乡贤朱熹实事求是思想的影响,戴震认为儒学经典包含着古圣贤对自然、生命和社会规律的体认,主张以文字训诂为手段发掘经典文本之义,运用心证方法探讨古圣贤立言之旨。尽管朱熹与戴震走上了相同的经典诠释之道,但是由于心证方法的运用,面对同一部经典,他们往往做出了大相径庭的诠释。经典诠释明显地带上了个人偏好和时代意义。然而仔细比较朱熹和戴震的《中庸》诠释差异,我们可以发现,戴震思想来源于朱熹理学,并发展了朱熹理学的合理内核。戴震对朱熹理学的发展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时代发展在他思想中的反映。     

刘备——一个古老民族的幻象——《三国演义》人物新解

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可以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幻象”(弗洛伊德《诗人与白日梦》)的产物,是儒家理想与社会现实矛盾冲突的结果。孔子本人早就有“圣王”观点;其弟子更有“圣人”最宜伴“王”的思想。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荀子的弟子颂其师“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至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呜呼,贤哉!宜为帝王。”然而孔子、荀子均未成为“帝王”。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棗朱熹《四书集注》的思想信仰分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而理学家朱熹通过重新诠释《四书》完成了儒家的人文信仰.一方面,朱熹以更加理性主义思想方法与概念体系建构以"天理"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以解决人文准则与终极实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朱熹的理论又是一种宇宙目的的象征性表达,包含着生命体验的终极关切,故明显具有信仰的特征与宗教的功能.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王夫之对礼的本质的阐释

王夫之把理学融入对《礼记》的阐释中,把理作为礼的根据,认为理是一切流行变化之体,礼是理的具体化、仪文化;礼不仅仅是外在的制度仪节,更是天理人情、中和化育之德的显现。在对制礼原理的阐释中．王夫之认为人是天的最高造就品。天理和人情同源异用,始终把根据天理来制定礼乐,用礼乐来调节人情以达致天理作为根本着眼点。在对待古礼上,王夫之吸收了朱熹的观点,主张在固守大经大法的前提下允许枝节处损益趋时;对古礼不轻易改变,也不拘泥死守。王夫之的阐释使礼具有了更浓烈的人文色彩。     

略论朱熹建立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

朱熹(公元1130—1200年)“集诸儒之大成”,融儒、佛、道为一炉。他的以“天理”为核心的理学体系,是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方法建立起来的。本文试就朱熹建造理学体系的逻辑方法问题加以探讨。 朱熹理学思想中一系列哲学范畴的表述,首先是运用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来实现的。他的理学基本范畴,如理、气、性和格物致知等,既是对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的继承,又有新的发挥。他对理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或作语词解释,或作定义,大都给予合于义理的阐释,作了充分地说明。譬如,对“理”这一最高本体,朱熹怍了这样的阐释:     

朱熹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以体用一源思想为视角

朱熹继承和发扬周敦颐、二程体用一源思想,既突出体用的同源与无间,又强调体用的不同,并将其贯穿于对《论语》“仁”的体用诠释之中。一方面,他分别体用释仁,强调仁是体,其逻辑理路为：性是未发,仁是性,仁是未发,未发为体,仁是体;情是已发,爱是情,爱是已发,已发为用,爱是用。仁作为体,与为用之爱层次有别。另一方面,他强调仁兼体用,突出仁之体用不离,“全德之仁”统体用,“专言”之仁兼体用。朱熹以体用一源思想进行仁的体用诠释,既驳斥了二氏“体用殊绝”之截然两分体用的思想,警惕了其不良影响,也对玄学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回应,彰显出坚定的儒学立场和现实关怀,推动了理学的全面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