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对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简评

对传统文化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中华道统思想发展史》简评赵宗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尤其在唐宋以来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上，道统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道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及现代新儒学，乃至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陈撄宁仙学思想的现代性特点

陈撄宁仙学思想是近现代史上道教界应对时势的一次复兴道教文化的理论创新 ,他以卓尔不群的仙学独立思想和震聋发聩的仙道救国论 ,改革道教 ,调适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开创了近现代道教的爱国主义传统 ,以当仁不让的“道统”意识上接千年中华道家文化的修道养生之学 ,下启当今的“生活道教”理念 ,开创了中国道教现代化之路。     

顾欢道论发微

顾欢的道论亦新亦旧,既具有明显的传统色彩,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佛教中观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重玄意趣.在吸收佛教中观思想的同时,顾欢的道论也坚持了道教的宗教本位,为道教义理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顾欢之后的南朝道教学者沿着顾欢的思路,依托《老子》经文做了创造性解释,弥补了道教理论的不足.顾欢适为道教老学由汉魏旧传统向重玄新思潮过渡的中间人物.     

《庄子》道论对道教的影响

《庄子》的道论在《老子》基础上向前推进,道论的具体内容更为详尽,其中,道气心一体论、体道论、复道论作为《庄子》道论的主要内容对后世道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在巴蜀初探（上）

巴蜀地区与道教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文化上看古代巴蜀文化中的昆仑仙山、长生不死、肉体升天以及诸神灵等思想都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从地域上看 ,五斗米道发源于四川大邑鹤鸣山 ,这是与当时蜀地的今文经学风气很盛、黄老道术流行甚广、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巫术甚盛行有关。从道教政治实践来看 ,巴蜀地区先后有张鲁政权与李特成汉政权的存在。并且道教传统中神仙及后世著名道士及道教学者也为数甚众 ,在教内教外影响巨大。     

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20世纪前期,西蜀学者刘咸炘撰《蜀学论》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蜀学的学术特征则可用以文史见长和崇实而不虚两点来概括,进而认为蜀学的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蜀学论》是晚清蜀学“复兴”以来,早期“蜀学史”研究中最富代表性的篇章,表现出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新史学的特征。     

儒家相关六种人性论的内在联系——以《论语》中孔子对人性的论述为问题意识

由于对《论语》中孔子有关人性的论述理解不同,在历代相关学者的阐释与发挥中,主要产生了六种人性论: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韩愈的"性三品论",张载、程颐、朱熹等人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论"。六种人性论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内在联系:孟子的"性善论"可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荀子的"性朴论"、韩非子的"性私论"可谓"论气不论性,不明";而扬雄的"性善恶混论"、王充与韩愈的"性三品论"虽然同时从"性"与"气"两个角度来思考人性,但没有将"性"与"气"区分开来,可谓"论后天不论先天,不明";只有张载、程颐、朱熹等人关于"天地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兼顾到了以上各方面,将前五种人性论的所有内容都去粗取精地包含于其中,乃是以"性善论"为体,以"性朴论"、"性三品论"为用的人性论,"性私论"、"性善恶混论"等内容都已被扬弃于其"用"之中。宋儒这种集大成的人性论最符合《论语》中孔子的人性思想,最能彰显儒家精神。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湖湘学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

本文主要就湖湘学派的奠基者胡寅和胡宏二者的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胡寅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以崇正;胡宏以道为其哲学逻辑结构中的至高范畴,提出道性本体学;把时代理论思潮的核心话题疏解为天——性——心的逻辑结构;并从道性合一的理论思维方法来审察道与物、心与理、善与恶、道与性、心与性的关系。而针对理论上的冲突,朱熹特撰《胡子知言疑义》,质疑胡宏的论点。     

孟子与“孔孟之道”的形成

“孔孟之道”作为强大的历史文化传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最具象征意义的精神价值。作为固定说法，“孔孟”最早见于东汉马融的《长笛赋》,“孔孟之道”最早见于《二程集》。孟子为“孔孟之道”做出了四大贡献：一是温故知新，重在“仁”的发挥；二是推陈出新，重在“仁义”的发展；三是破旧立新，重在性善论、养浩然之气、孔子作《春秋》、距杨墨的发明；四是综合创新，重在道统论的发端。孟子以继承、创新的方式推进并发展孔子之道与“孔孟之道”,汉唐时期得到司马迁、扬雄、赵岐、韩愈、皮日休等思想家的推崇。唐宋后的孟子升格运动包括孟子其人圣人化、《孟子》其书圣经化、孟子故里圣地化的具体内涵，同时将“孔孟之道”置入文庙祭祀、科举教育两个系统。“孔孟之道”的精神内涵是以孔孟思想为核心的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内在超越，将道德理想主义、文化守成主义集于一身，契合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试析隋唐五代道教道论的哲理化

道教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何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础都可以归结为“道论”。但不同时期的道论是有所区别的。后汉道教初起时的道论,表现为外在的神学化;魏晋南北朝道教变革时期的道论,表现为抽象的玄学化;而隋唐五代道教兴盛时期的道论,表现为由外向内的哲理化。     

“性不可以善恶言”——试论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传统的超越

从道气一元的本体论出发,王安石否认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性,认为人性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其人性论思想主要体现在"性不可以善恶言"、"性情一也"和"善恶由习"三个有机联系的判断中。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历史上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以及性善情恶论皆有所不同,这首先表现为思维模式的差异,王安石以本体论思维模式超越了儒家传统人性论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其次在思想内容上,王安石的人性论与儒家传统的人性论也存在根本差异,王安石以性无善恶论超越了儒家历来视善或恶为先天人性的人性论传统。王安石的人性论既是对以往儒家人性论的批判总结,也对后来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安石的人性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