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响应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需要全世界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和响应。但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共时性矛盾、部分国家基于镜像思维导致的价值理念冲突、全球治理能力与现实诉求之间不平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主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行为实践,国际社会必须明确不同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强化核心主体的集体认同、增强中坚主体行为的定向凝聚性、推动国际组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传播主体的正向驱动性等路径,最终发挥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有效改善并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响应效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意义、基本条件和中国贡献

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其对世界政治理论内容的丰富、国际社会分析范式的创新和全球治理实践方案的提供均具有重要世界意义。在当代社会,为了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集体安全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各国民众的明智选择。然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尚需诸如思想共识、制度规范和外部环境等基本条件。中国政府不仅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且主动实践这一理念,为世界的合作共赢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维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文明转型的必然要求,更是基于共赢逻辑的文化自觉。文化是联结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从文化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超越民族地域局限的全球合作意识、尊重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明融合意识以及体现共同性的共赢文化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原创性的话语不仅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形象,而且还体现全球视野、国际风范和人类高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全球治理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全球治理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通过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的价值取向、规章制度还是从主客体方面,都可以看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中国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以自己的视角参与到全球治理中,并对自身和全球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引领,以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角参与全球治理,为全人类经济、政治和理论等方面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基本条件探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正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但距离这一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仍有很长的路程。如何创造条件推动其践行和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共同体思想,结合国际国内当前实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应当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人类的整体利益或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众望所归、积极主动的提倡者、推动者和主导者。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法律化及其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实现了从政治主张到宪法概念的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长期倡导和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写在宪法序言当中,共同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发挥着解疑释惑、克服挑战、建立和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更有重要意义。在国际法上讨论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区分政治和法律概念,特别是要在国际法的范畴内,充分考虑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方案、中国贡献,也是全人类的智慧和不同国家共同的心声,反映国际法应有之义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积极反响,相关概念和规则先后写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决议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际法上获得广泛而深入的确认和落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进一步提升掌握和运用国际法的能力和水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践行与理论特色解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方略的内外融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理论与实践的聚合体倡导建立全球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时代大趋势,始终以谋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为目标,坚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积极推动全方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论化体现,是中国梦的全球延伸,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及认可。     

海洋文化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应有目标,是打造全球海洋治理新格局、实现世界海洋和平安宁发展的必然追求,合作、共建、共享、共赢逻辑下的海洋文化建设发展,理应是"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文化基础和价值体现.而这正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国海洋文化理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起到主导、引领性文化基础和精神纽带作用.     

人类共同价值建设的伦理旨趣与中国方案

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人民利益与需要，超越多层次的宗教、阶级、阶层、党派等具体主体界限的价值信仰、价值理想、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人类共同价值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思想，集中彰显了马克思追求自由个性和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观，并在建设过程中对普世价值及其意识形态渗透给予正面回应。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彰显“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在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社会伦理观念的同时提出构建以人的需要和现实实践为生成基础的伦理观，最终建立符合人的生命存在和自由解放理想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伦理指向的一致性，体现了人类生存性、国际社会关系发展以及世界政治秩序建设的价值需要。人类共同价值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摆正这一历史进展方向的有效倡议，是在真实平等公正的交往环境中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现实的实践依据和生存论奠基，是彰显全球伦理观念和价值形态得以创生的建构性力量。“建构性世界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拓展和深化中得出的结论，是满足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现实需要和解除发展窘境的哲学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践行“建构性世界观”有效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体现出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和担当。文化构建需要正确把握主体性原则,超越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认知限度以汇聚人类共同意识,探寻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内蕴着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存在状态,公共性的凝合过程构成了共同价值生成机制的具体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融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超越了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价值维度上致力于凝聚指向公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自由人联合体”的新时代方案及其实施策略

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预见,也是马克思对人类美好生活的畅想,但要建立这样的理想社会在现阶段并不现实,必须通过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时代方案来打造通往自由人联合体的时代阶梯。首先从形成背景、科学内涵和致思理路三个方面,阐述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逻辑生成,继而指出由于自由人联合体思想在当今时代遭遇到诸多现实困境,需要一种适应当下时代又能朝向自由联合体方向的过渡性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也是自由人联合体的当代实践,为探索世界治理的伟大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将马克思自由联合体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建设美好世界、以“共商共建共享”共创世界繁荣发展,从而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性别视角的阐释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实践进程的治理范式,导向一个符合人类共同善的美好未来,而社会性别视角也可以为人类理解并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洞见。建立社会性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链接,可以发现,在批判主流治理范式、倡导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达致理想社会等方面,二者存在共同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着最朴素的基于性别平等的平等观念,还原了共同体逻辑的性别维度,进而指向内蕴性别因子的全球正义伦理,成为平等、正义、关怀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治理的真实图景,在无政府状态、全球治理和共同体当中,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以联结逻辑审思对立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出安全的关系网格,关注个人生活和人之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普遍的伦理共识,这一全球正义伦理建基于朴素的性别伦理,生发出具有包容性的整体主义伦理情怀,切近通向理想治理图景的有效路径,使两性关系、人的生命、国家命运趋向光明前景。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论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新冠肺炎防治的法律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使得各个国家(地区)的人们命运与共。新冠肺炎的防治成为时下最紧迫的任务,它需要在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积极推进,从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角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和采取防控措施,而所有这些都需要法律的保障。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尤其需要强化法律保障,应将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新冠肺炎防治法律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完善新冠肺炎防治的法律及法律保障体系,强化法律实施的协调与合作,完善争端解决机制并合理合法解决纷争。     

马克思基于现实的“类本质”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马克思的类本质哲学分析了个体与类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将其展开为"双重逻辑"。在当代社会,个体与类之间矛盾关系的展开,不仅造成国际关系的紧张,更凸显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和谐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是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历史向度和逻辑向度的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历史向度中对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更在逻辑向度中使类本质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升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类本质"理论基础思考,不仅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同时更丰富了马克思类本质哲学的时代内涵,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新境界。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