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逻辑重塑——中央、地方与民众的衔接

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利用"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分析法,对我国城乡关系失衡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中央政策体制的局限、地方行为的扭曲、村社基础的缺失"共同造就了城乡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对此,可通过城乡共生式发展的路径建构,地方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实践,村社共同体的重塑来有效实现中央、地方与民众的互动与衔接,达成十八大所提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目标,塑造"强国家—强社会"的发展格局。     

中国城乡关系:协调机制与支撑体系

城市与乡村作为区域经济社会的两大功能群体,它们的结构和作用共同推动着城乡的进步和繁荣。如何解决中国特别是欠发达区域的城乡矛盾和实现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协调互动与一体化融合,成为中国当前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问题之一。作者认为,中国城乡关系网络化的互动协调必须重视农业反哺机制构建、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视企业家培育、推进区域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市场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乡生态协调等诸多环节的体系支撑,以“循序渐进式”兼“平行推进式”的城乡改革与发展,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与城乡区域的良性互动。     

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之“镜”与“径”——基于“四个自信”的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向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需要遵循“政府主导、城镇联动、全员参与”的建设规律.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田园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重”和“城市农村一体化”等发展模式具有可借鉴与复制性.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及城乡一体化经验可以“镜鉴”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中,并立体化绘就出“科学发展先行、社会需要导向和多元成本分担”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建设蓝图,并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新时代意涵.     

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的战略协整

为探讨我国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所在相对微观区域城乡经济的深化互动发展，本文从系统共生视角出发，构建了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与县域经济之间“点域系统”战略协整的框架理论和水平测度模型，并运用典型实例做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因地制宜采取“目标因素”与“资源因素” 不同层次系统进行双向战略协整和协整创新演进，能够创造点域系统共生的异质性价值品牌，借助该品牌的价值动力可以推动该区域城乡经济整体联动、协同发展和竞争力的持续。此外，战略协整的协同性、适应性与竞争一致性，也决定了这不仅利于均势型地方中心城市对所属县级城镇、近距离都市圈及远距离小城镇与新农村进行辐射的承接和传导，也会促动反向产业链的专业分工合作及市场梯度培育，成为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一种根植性途径选择。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疑难问题探析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具有关联性,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实现城乡一体化需要解决四个难题:一是破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二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三是实现城乡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四是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只有促进城乡的深度融合,才能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构建——以江西南昌地区为例

红色旅游,由于其独特的功能,日渐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各地积极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而共生理论为城乡旅游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理想共生模式,对优化旅游资源,拓宽红色旅游的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江西南昌地区构建互动合作共生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区进行探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互动合作共生,必须由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通过资源整合、整体营销、共建支持条件等具体措施,共同推动共生体向互动合作共生模式发展。     

城乡一体化 海南新篇章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同时指出:完善城镇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型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一论断说明,中央已把破解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与难题,视为超越一般性的具体问     

中国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自然过程和市场过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是经济有限供给与社会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城镇化发展成就斐然,但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导致城镇化存在质量危机。城镇化数量与城镇化质量是衡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共生互补的关系。城镇化质量是城镇化过程与城镇化结果的统一,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城镇化与产业的互动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发展空间布局,把实现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的核心和关键。     

产城综合体：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的路径创新

当前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不均衡,城镇化发展远滞后于工业化,两者存在顾此失彼或脱节发展的问题.因此,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两化”互动的一种高级实现形式,产城综合体将工业化与城镇化有机结合,将城镇建设与工业布局、结构调整相结合,让城镇主动为工业园区提供配套服务功能,这必将成为未来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主旋律.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内在关联、现实困境和推进逻辑

城乡融合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包括产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与空间融合，共同富裕目标对“五大融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不畅的产业融合困境、城乡二元体制迟滞性强的制度融合困境、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优势未被充分挖掘的文化融合困境、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公共服务融合困境以及城乡空间规划整体性不足的空间融合困境。破解逻辑进路为，加速城乡要素流通以推进城乡物质共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城乡多元共治；推动城乡文化互促以推进城乡文明共生；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以推进城乡社会共建；加强城乡整体规划以推进城乡生态共享。     

基于现代农业支撑的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以现代农业作为支撑是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发展现代农业有利于增强广西新型城镇化产业支撑,推进城乡一体化、扩大新型城镇化发展要素供给,因而是符合以绿色为基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优化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拓展现代农业功能并与城镇化融合、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平台、改革城乡联动配套制度是现代农业支撑广西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基于四川省的实证分析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简称“两化”）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基于协同论观点分析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互作机理,构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系统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5—2015年四川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从时空演变角度分析四川省“两化”协调发展态势。结果表明：从时序角度而言,四川省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均表现出递增态势,但农业现代化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形势依然严峻,全省“两化”关系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从空间角度而言,四川省“两化”协调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且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等影响,各地“两化”的协调度演进趋势各异。要深入推进四川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必须进一步夯实农业发展基础、重视区域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健全城乡良性合作机制和大力提升城镇化内涵的质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的变迁、内在逻辑与发展运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演进的内在理路是一个理念、政策、法理以至制度化、规范化的内在升华的过程。在这其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党际关系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自的成长,更主要的是有利于中国政治文明的积极探索,它为各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提供政治保障,是中国民主政治新时期发展的亮点和增长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的最大亮点是互动与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体现出一种新型领导观;新型领导观的权力基础是“加法”权力观。     

论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的道路选择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事项,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理论问题是重新认识和定位新型城乡关系的目标。这种新目标主要由普遍的同一性目标和协调的差异性目标两类组成。本文主张走一元发展之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走结构协调之路,重构现代新型城乡关系体系;走平等共享之路,推进城乡共同建设;走多样性和谐之路,重构城乡协调性差异系统;走政府主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合力推进的城市化道路,最终实现和谐一体目标。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的理论思考

推进城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两个重要方面,其本质都是农村经济社会调整转型,实现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城镇化的支持,城镇化也离不开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紧密结合协调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遵循了这一规律而采取有效行动,可以直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也证明,只有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进行积极互动,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新型城镇化的文化跟进

文化的一体化既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查显示,当前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建设还存在理念规划缺失、集体活动匮乏、产品有效性不足、设施普及率及利用率低、服务管理相对滞后等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明确文化建设的理念和规划、丰富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的供给、平衡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的配置、建立完善的文化建设投入机制等,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有序跟进和协调发展。     

镇域城镇化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演变逻辑

镇域城镇化的演进过程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通过熵值法构建镇域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因素对镇域城镇化发展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公共服务因素。对城乡一体化影响最大的是空间一体化因素,其次是经济一体化因素。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镇域城镇化对城乡一体化具有稳定的正向效应,但城乡一体化对镇域城镇化短期具有负向效应,长期具有正向效应。因此提高镇域人口与产业集聚能力、加快城乡生产要素流通能力等方式是推动镇域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对金融在城镇化建设中支持作用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推进城镇化,在诸多矛盾中,资金问题仍是主要矛盾之一。结合大庆市实际,就金融如何支持城镇化建设,提出思考与建议。     

协同服务:农户视角下的供需主体互动困境与隐性激励

协同服务是有效改善农业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新型态,包括关系效应、主体效应、共生效应等三重协同效应,是供需主体互动的目标。然而,在供需主体互动实践中,由于信任不足、主体意识不强以及受制于互动偏好等隐性障碍因素,农户不敢、不愿、不能参与互动,互动困境由此产生。互动困境的化解和协同效应的实现,需要加强来自农户的隐性因素的积极作用,营造值得农户信赖的互动环境、激发农户的互动意愿和提升农户的互动能力,以此激励农户参与互动,进而增进协同服务的关系效应、主体效应和共生效应。     

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正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1]。河北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工业大省和辖县大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涵与特征城乡一体化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初,目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