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其在为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隐私泄露与算法偏见、责任主体冲击与边界模糊、主客体异化与信任危机、软法缺陷与硬法缺失等伦理风险。规制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须优化人工智能技术设计,注重隐私保护与社会公正;赋予人工智能以社会角色,划定人与智能的责任边界;构筑人工智能伦理规约,强化人的主体地位与诚信品质;加快人工智能的法制化进程,健全智能伦理制度体系,从而促使“人—机”和谐共处。     

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防控

ChatGPT热潮下的教育伦理是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开发、应用与治理过程中，教育智能体——教育参与者与智能机器——应该遵循的道德关系、伦理准则及行为规范。教育“善”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伦理的内在属性和集中彰显。然而，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引发了一系列显在和潜在的教育伦理风险，表现为技术向“善”趋于异化、个体崇“善”走向衰微、社会趋“善”面临溃散等。为促进教育向“善”发展，有效防控ChatGPT运用于教育的伦理风险，应改良智能技术，加快人机双师协同育人；回归人性本真，敦促德性良知重返人心；匡扶社会正义，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人工智能的伦理困境与正向规约

人工智能是根据对环境的感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它有着应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与超人工智能三类层级。由于超人工智能远超人类的控制范围,对人工智能伦理的考察可以从其他两个层级展开。从应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引发了信息安全困境、责任归属困境、技术依赖风险以及产业后备军与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通用人工智能伦理看,人工智能带来了人机边界模糊、人的存在异化、人的自由异化甚至人类种族终结等问题。对此,要在坚持人本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层面的智能监管、程序设置与价值规范以及社会层面的伦理设计、法律规制与协同治理等,实现对人工智能的正向规约。     

论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进路

人工智能伦理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定位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定位人工智能的社会地位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嵌入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为人工智能嵌入道德算法以规避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规范式的研究进路主张通过制定相应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然而,这些研究进路都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基于道德特殊主义,我们可以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给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中的若干基础性问题探析

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深入思考并澄清相关研究中的某些基础性问题。虽然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目前尚处于初创阶段，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是一项长期任务。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的战略目标是澄清伦理风险，采取灵活多样的措施防范伦理风险，并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为人工智能科技发展提供伦理支持。当前，需要从拓宽理论基础、合理评估伦理风险、实现伦理设计与解决核心伦理风险等重要任务入手，切实推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防范研究走向深入。     

从“关系情境主义”到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的转换

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人类的繁荣福祉,但是,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主张：“人工智能体中心论”主张应当使人工智能体符合人类伦理规范,有必要对它们进行伦理设计、监管;“关系情境主义”主张人是人工智能伦理的中心而非智能体,人工智能伦理应当是关于“人类善的伦理”;马克思主义道德学说的“语境主义”则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将生产力、道德、人的自由联系起来,从而从新的高度奠定了人工智能伦理范式基础。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是什么类型的规范？——从《儒家机器人伦理》说开去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制定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大议题,大多数人都遵循一种"理想规则主义"的设计思路。然而,这种思路在理论上无法成立,在实践中会带来更大风险,其深层预设是看待人工智能的工具主义态度。实际上,基于因果推理模型的人工智能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性,有充分的理由被赋予道德主体的资格。因此,设置一种关系性规则才能更好地处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这要求它们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重要条件就是人工智能主体拥有一定程度的产权。     

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的难题及对策

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伦理治理面临新的难题：人工智能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控制以及人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使人的自由受到遏制,人愈加成为片面发展的人;日常生活组织化程度降低挑战集体主义的日常生活根基,日常活动的人工智能化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联系,使伦理治理价值导向难度增大;由于日常生活伦理关系走向消隐,日常生活伦理治理对象呈现出复杂隐蔽的特征;由于在人工智能会不会产生自由意志、人工智能执行的是谁的自由意志等问题上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由人工智能活动所带来的道德责任归属难以确定。加强人工智能时代日常生活的伦理治理,需要规范人工智能的价值遵循,构建共同的组织化的日常生活,强化日常生活主体的道德自觉,构建有效的日常生活伦理治理体系。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底线与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以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伦理，具有普遍主义的价值观念，其核心直指人类的理想、信念和价值目标，它关系到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和人类命运的终极意义问题。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准则——人权法则应当成为人工智能的底线伦理，因为这一准则的核心内容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标准，是国家宪法和国际法律条约的基石。但是把人权法则作为人工智能的底线伦理需要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基础。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诉求只能依赖于两条全球性的伦理进路：一条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积极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把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人权伦理的普遍原则引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决议中，率先在这条全球性的伦理进路上开始了自己的践行。     

从管制发展史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更

本文以西方管制的实践和理论发展脉络为线索,通过分析近几百年来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的主要经验以及理论发展的历史逻辑,揭示政府管制和市场竞争关系的演变和发展。     

高校共外资料室的图书管理与利用

要提高高校共外资料室书刊资料的利用率 ,需精选书刊资料 ,按国家标准分类、编目 ,并编制专题目录等 ,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试论汉代碑铭序文中的变体、破体现象

汉代碑铭文兴盛,是当时盛行的各文类中的显学,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汉代碑铭序文中出现的大量变体、破体现象,却一直没有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关注。其主要表现是：碑诔文体功能的接近引发以诔文笔法作序;非事功化带来的志怪传奇体渗入;碑铭形制变化影响——碑传文私人化增强,叙述方式由单一描述加入对话;文人的逞才显能心理使赋体、诗歌体流入序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浅谈期刊的特色意识

期刊是靠特色存在的,拥有特色是期刊成熟的重要标志。期刊的特色意识在于锁定读者市场,体现自己的思想和价值导向,为读者提供独到内容的刊物和服务。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试论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媒体责任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媒体担负着重要责任,媒体是公民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媒体及其工作者要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准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贯穿到宣传报道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对国情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作用

对于国情的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翻开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正确认识国情是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党史上的重大失误又都与对国情的错误认识有重要关系。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深刻理解我国现今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适时调整政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