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社扶贫的路径选择及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目标的根本之策,而农民合作社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之一,在破解农村贫困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429个贫困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分析方法,从收益性维度实证分析合作社扶贫的不同方式对贫困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合作社扶贫能显著提高贫困户收入。合作社扶贫使贫困户家庭人均收入显著提高17.82%,说明合作社扶贫对贫困户家庭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贫困户与合作社不同的利益联结方式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合作社扶贫显著增加了贫困户的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但对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且农业生产性纯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增收幅度远高于转移性收入,说明农业技术支持、社内务工的扶贫方式的增收效果较好。     

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四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案例分析,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创新农业经营模式和提供社会化服务两方面作用机制实现贫困户脱贫。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主要增加贫困户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而提供社会化服务促进了贫困户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因此,精准扶贫中应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抓手,重视其在产业扶贫中的作用,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力度。     

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水平、结构及差距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但农牧民内部收入差距却呈现不断扩大趋势。文章基于四川藏区368个农牧民家庭的分项收入数据,考察了四川藏区农牧民收入水平、结构及收入差距特点。一般农牧民的收入中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分别占26.36%和44.44%。贫困户和低保户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是转移性收入。四川藏区农牧民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5429,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贫困和低保户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209和0.1438,处于收入相对合理水平。回归结果表明,种植业和转移性收入在不同分位数上都能缩小农牧民收入差距。养殖业收入在0.25、0.5和0.75分位数上,对农牧民收入差距起着扩大作用,在0.9分位数上起着缩小作用。因此,应大力提高农牧民种植业和转移性收入,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收入差距农牧民的养殖业和工资收入,精准缩小四川藏区农牧民的收入差距。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收入现状、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

本文利用国家层面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民工收入变动情况,探讨了促进农民工收入稳定增长的关键问题,并提出了主要思路及优化路径。研究表明,2012—2022年我国农民工收入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经营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分特征组来看,外出务工、东部地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普遍更高。但农民工仍然存在收入增速放缓、动力不足,与城镇职工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分项收入中,存在工资性收入不稳定,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来源单一,转移性收入城乡差距大等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促进农民工增收的主要思路是理清本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与返乡农民工、老年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四组关系,分类施策。今后应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支持就业创业增加非农经营性收入,深化农村改革扩大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转移性收入等优化路径,并注重调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持续稳定增收。     

劳动力转移促进还是抑制了贫困户脱贫?——基于凉山彝族聚居区237户农民的调查

基于彝区237户贫困农民的调查数据,以收入和"两不愁、三保障"为考察指标,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贫困户脱贫的影响。研究发现,"内轻外重"的收入增长态势、指标化的绩效约束和农村公共服务的缺失,造成了劳务推动脱贫的双重悖论:一方面,转移就业能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促使其能在短期内实现脱贫,但却很难通过非农就业促进农业经营,进而推动贫困户实现长效脱贫;另一方面,转移造成贫困户建房滞缓、适龄学生辍学现象加剧、老人健康风险增加等问题,但其对改善农民的形象贫困、教育质量和人居环境有积极效应。最后提出深化劳动力供给侧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扶贫政策、完善脱贫考评机制、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机构及多元筹资机制等建议。     

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山西省城镇居民的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全国相比,收入水平明显偏低,而且差距逐渐拉大。收入结构中工薪收入仍然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其次为转移性收入、经营净收入略有增长,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不大。针对这一现状,山西省政府应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工资收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鼓励自主创业、拓宽投资渠道、加强体制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因此,改善山西省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提高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山西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增收促进机理及政策启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村农业要素资源活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转型,有利于促进农民收入可持续稳定增长,加快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个方面,深入阐释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增收促进作用机理;从挖掘乡村产业增收潜力、丰富农村居民就业渠道、加快探索农村制度改革、完善农村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措施。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与消费关系的再检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拓展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理论,运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31个省份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按照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实证分析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各自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变,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日益显著,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一并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双动力,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却具有乘数效应;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了在不同地区促进农村消费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 动态相关性研究

基于我国经验数据,研究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动态相关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逆向调节"效应成为引致城乡消费差距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与居民收入、消费的内在关联性,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有利于抑制城乡消费差距;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型"政策使得城市过度挤占农村公共资源,不利于农村消费增长。因此,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就应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改变我国"城市偏向型"转移性支付制度,"校正"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路径,稳定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     

扶溪花生帮贫困户脱贫

"我家的花生丰收啦,今年的一亩地产出有500斤花生,花生榨了油152斤。仅此一项,家里增收3000多元!"日前,仁化县扶溪镇古夏村贫困户谭小英高兴地告诉笔者。贫困户谭小英获得增收是扶溪镇实施花生产业扶贫的结果。     

基于收入结构的大宗农产品产业格局研究——以糖产业为例

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叠加期中,国内分项收入结构对促进大宗敏感农产品产业发展意义突出。利用2006年至2012年面板数据,采取IV-GMM估计方法,发现: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均对糖产业格局有显著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收入主要通过工薪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渠道发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通过工薪性收入、经营净收入渠道发挥作用,而占据较大比重的转移性收入作用不明显;期货市场尚未对糖产业有效促进,最后提出要加强重点收入的需求引领作用、建立精准调控体系等建议。     

农民收入“超常规增长”的理论依据、积累效果与政策启示

如果以发达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平均水平1.5左右为参照标准,在新常态下欲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这一国家既定发展战略目标,那么从理论上就要求农民收入必须实现"超常规增长",而且这一"超常规增长"必须是在较高国民收入增长水平基础之上实现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水平的长期超越,同时这种长期超越应该在未来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保持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率两到三个百分点的水平。未来中国欲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和差距缩小的对策为:一是应合理改革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体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二是增强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三是加大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稳定缩小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四是明确农民收入倍增总体框架,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质量,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最终方能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目标。?更多还原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贫困户发展:精准扶贫的价值目标与现实依归

精准扶贫作为一种国家贫困治理行为,除了解决贫困户当下的贫困囧境外,更多地要关注贫困户发展问题。从贫困户发展的价值目标来审视当前地方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实践,可以发现:责任制目标管理、项目化运作、运动式治理以及数目字脱贫等是精准扶贫价值目标偏离的主要成因。因此,通过赋权与增能,保障贫困户的发展权厚植贫困户发展基础;实行分类管理,形成有针对性的贫困户发展治理对策;对贫困户的“等靠要”思想实施心理干预,实现扶贫与扶志相结合以及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应成为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选择。     

精准脱贫:变量厘定与问题发觉

基于"贫困是一个状态",而"脱贫是一个过程"的判断,借助森和迪顿的研究,厘定了精准脱贫的独立性变量和组合性变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模型,提出了精准脱贫实现的两个命题。并通过北京大学CFPS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精准脱贫所要指向的问题。研究发现:精准脱贫应涉及资源禀赋、生产能力和交换条件等三个基础性变量;以及由此派生的可行能力、权利、机会和可持续约束等四个组合性变量。在实现精准脱贫时,贫困户努力付出得到的收益要大于扶贫补助,并且激励贫困户努力的收益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要大于精准扶贫项目净值。在CFPS所调查样本的独立性变量分析上,资源禀赋对贫困户的收入影响最大,而生产能力对非贫困户影响最大;在组合性变量分析上,可行能力对我国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影响都很小,说明同时通过占有土地和提高生产技能提高收入的可能性并不大;权利变量对非贫困户收入的贡献大于贫困户的贡献,说明依靠传统生产方式对减贫脱贫的效果并不明显;而机会变量和过程性约束变量,对非贫困户的影响不能判断,但对贫困户的影响较为明显。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基于粮食主产区3省10县的农户调查

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准市民”收入增长模式的转变研究——以农民工为例

促进"准市民"包容性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基于人的包容性发展视角,构建"收入—地位"模型来论证收入增长模式的包容性内涵。结果表明,因收入结构优化程度低、职业转化能力低的双重制约,现阶段农民工的收入增长模式不具有包容性内涵。在"收入—地位"关系曲线的城乡二元性强化的背景下,农民工应转变收入增长模式,使收入增量达到地位维持或地位提升的收入要求,防止因市民化产生的"地位落差"。     

产业扶贫为什么容易失败？——基于贫困户增能的结构性困境分析

当前对产业扶贫失败的原因分析主要从结构主义视角出发,侧重于分析外在因素对产业扶贫的影响和制约,而较少从建构主义角度考虑贫困户的主体性。从结构主义建构论出发,将贫困户的主体性因素和外在的结构性因素置于解释产业扶贫成败的理论框架,并借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作为贫困户主体性的核心内容,外在结构性因素包括产业的市场逻辑主导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主导。研究结果认为：产业扶贫的核心目的是要培养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产业的市场逻辑和政府的行政逻辑作为约束产业扶贫的外在结构性因素,不利于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从而造成产业扶贫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     

扶贫瞄准中贫困户竞争与协同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扶贫瞄准过程是贫困户采取竞争和协同行为不断进行博弈的过程。行为演化的结果取决于两类贫困户扶贫协同收益和协同成本的对比关系,只有当协同收益都大于协同成本时,博弈才会向两者都选择协同行为的方向演化。协同收益及其分享系数、协同成本及其分担系数是影响贫困户行为演化路径的关键因素,政府的财政补贴能够改变贫困户的策略选择,并存在一个最佳的补贴临界点,使贫困户都选择协同行为。政府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博弈向协同方向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