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

吴姓士族与东晋政治李培芬门阀政治是东晋政治的显著特点。王导、庚亮、谢安、桓温等代表的南渡中原士族大家族相继或交替把持中央大权，与东晋政治生活相始终，使当地的吴姓士族集团不免相形见绌。尽管如此，他们仍给东晋政治的发展史抹上了浓重的一笔。公元３００年，赵...     

南朝刘宋时期门阀士族从中心到边缘的历程

考察门阀士族从兴起、鼎盛到衰亡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南朝刘宋这个时局转换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古政治史发生了急剧变化,长期左右江南政局的门阀制度开始走向没落,由门阀政治向皇权政治回归。本文从考察在门阀政治中扮演主角的门阀士族命运的演变入手,力图揭示这一时期门阀士族从政治中心到边缘的诸多问题,以此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史中门阀制度是如何由盛而衰的这个热门课题。一东晋末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尖锐激化,以刘裕为代表的在动乱中发展了实力的寒人集团乘机而起,最终代晋建宋。披阅史籍,我发现这一历史事变居然在即将被改…     

南朝玄儒消长初探

<正> 玄学是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在门阀专政的东晋社会,玄学一枝独秀。东晋的玄学家们虽然在理论上无所建树,但他们身居显职,口吐玄虚,手挥(?)尾,大扇玄风,以至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随着东晋门阀政治的瓦解,玄学从兴盛走向衰落,儒学重新获得生机,玄儒消长是南朝思想文化变化的必然趋势。刘(?)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的变化如此,整个思想文化的变化也莫不如此。当门阀士族丧失了对最高权力的控制,玄学也就逐渐地丧失了它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杨隋出自山东寒庶

隋王朝的统治者杨氏一直标榜其祖籍为弘农华阴，先祖为汉魏之际头号门阀士族弘农杨氏。但大量史实证明，杨氏出自山东寒庶，家族的发迹主要靠西魏大将军杨忠屡立战功，以军功成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奠定了扬隋帝业的基础。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通过赐姓、改易都望这一集团政治行为，伪冒士族，杨氏堂而皇之成为“弘农杨氏”、“武川镇将”。关陇集团胡汉混杂，士庶莫辨，虽有门阀化趋势，但隋时门阀制度已被度除，门阀只是留存于社会观念及婚姻习俗中，杨隋并不代表门阀利益的政权。     

论元嘉政局

刘宋元嘉时期的政治局势反映了东晋至南朝的历史巨变,由昔日司马氏垂拱,王、庾、桓、谢等门阀士族轮流当政的局面演变为新的皇权政治。元嘉三十年间,君相矛盾冲突激烈;东宫太子、宗室诸王势力膨胀,土族地主和庶族地主政治地位亦相应发生了变化。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的中枢政局及刘宋与北魏的战争、北强南弱局势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东晋门阀与儒学

门阀问题是中外学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但一般地都把它作为东汉迄至南朝的一个社会阶层来看待。近来,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门阀只限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政权形式。门阀既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封建统治形式而存在于东晋,那么,它同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儒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迄止目前,还没有专门论述.笔者认为,东晋时期两位著名学者张湛和葛洪的思想反映了门阀集团对儒学的态度,反映了东晋时期儒学发展的一些特点,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阶段。门阀与儒学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本文不可能对其面貌作全面的揭示,故仅就张湛《列子传》和葛洪《抱朴子》的一些儒学思想以及儒学在东晋回升趋势的一些历史原因作些探讨,就教于学界。     

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门阀制度在魂晋南北朝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过程,记载着门阀制度的盛衰历史."士庶不婚"习俗使得门阀士族子女衰败,人才退化,后继乏人.这是门阀士族没落、门阀制度渐衰的一个直接原因和重要原因.     

士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门阀士族垄断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也垄断史学,所以那时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乃是门阀士族的史学。谱系之书风起云涌般地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魏晋南北朝的谱系之书,主要包括家谱、姓氏学和谱学专著三个部分。     

魏晋时期的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形成

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出台的一系列特权法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特权法与士族门阀制度的内在关系,明确指出:士族门阀制度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魏晋时期的特权法在士族门阀制度的演进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士族门阀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刘宋皇室之婚媾

次门刘裕 ,在以次门姻亲为主的政治势力拥戴下 ,建宋代晋。然而不久 ,对高门的艳羡心理 ,使得刘宋皇室婚媾对象中的次门比重减少 ,由以次门为主逐渐转变成以高门为主。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剖析 ,认为依此可将刘宋皇室婚媾分为三种类型、两个阶段。刘宋建立后 ,一方面 ,统治者为那些原本平常的次门姻亲在朝堂上安排了位置 ,带动他们上升为高门 ,使皇权政治得以巩固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渐趋固定的门阀势力格局。另一方面 ,刘宋皇室内部矛盾的迭起 ,使姻亲家族不断遭到皇帝的猜忌、贬职与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门阀士族在南朝后期的衰落     

论东晋侨、土世族文化交流与音乐文化构建

东晋的宫廷音乐文化很不健全,宫廷娱乐音乐也不丰富,这与东晋朝廷在音乐文化构建中不积极吸收江南吴歌有很大关系.究其原因,一是中原士族优越的文化观念,二是南北语言的差异与隔阂影响了朝廷对江南吴歌的吸纳.     

论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纵欲的社会根源

一、门阀士族富贵“非轨道之所得”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伐土族统治的时代，门阀土族给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必须对门阀士族的阶级特性及其统治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门阀土族是一个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后，在门阀士族的操纵下．按照这个集团的利益演变，对才德越来越忽视，对出身越来越看重，到西晋初年，家世成了唯一的标准，官品成了一种世袭特权。九品又分出高品和卑品，二品以上为高品，三品以下为卑品。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局面．一般情况…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

婚娶重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重要内容。婚嫁时男女双方的父母都要花费大量钱财来为子女完婚 ,嫁资和聘金已经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 ,并引发了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因而 ,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布诏书予以禁止。但因门阀等级内婚制所处的主导地位 ,门阀士族的相互攀比 ,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地主联姻 ,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凡此种种 ,导致了财婚现象久盛不衰     

魏晋时代门阀势力的钳制与知识分子的焦虑感

门阀势力的兴起是魏晋时代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随着司马家族的崛起 ,东汉以来的士族阶层演变为门阀势力 ,并开始对社会进行奴役。门阀势力的兴起 ,破坏了封建政治的正常运作机制 ,造成了社会空气、政治空气的严重逆转。首先向门阀统治发起冲击的是有名的竹林七贤 ,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反抗方式是佯狂纵酒、攻击名教、行为放荡。在貌似怪诞的思想行为背后 ,隐含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痛苦与精神焦灼。继承阮籍、嵇康的叛逆倾向 ,继续对门阀统治进行反抗的是晋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由于地位和处境不同 ,陶渊明选择了归隐田园的道路。但归隐并不能隔绝他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所以 ,在看似悠闲的人生背后 ,同样隐含了知识分子痛苦的心理折磨与精神焦灼     

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西晋是在民族矛盾激化中灭亡的。自此直至淝水之战结束,建立在南方的东晋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一直是民族矛盾。 但是,在东晋内部,又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般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士族地主本身之间的矛     

刘裕、刘毅之争与晋宋变革

东晋安帝时期,新兴的北府兵武将势力崛起,其代表人物刘裕与刘毅驱逐桓玄、恢复东晋,控制了东晋内外军政。但二人之间很快展开了新一轮权力争夺,成为义熙年间军政斗争的主角。以往人们将其斗争归之于二人的个性品格,或说刘毅"刚愎",或说刘裕"猜忌",于是争权夺利,最终导致兵戎相见。这只是一般的表面现象。刘毅与刘裕一样,出自京口崇尚武力的次等士族,他在桓玄篡晋后,协助刘裕起兵,功勋卓著,其地位仅次于刘裕,有"次相"、"亚相"之称。不过,刘毅不愿屈服于刘裕,对刘裕任扬州刺史、入京辅政、北伐南燕、争取勋业,多加阻挠,并在相关人事安排上角力;刘裕则反对刘毅西征卢循、在其身边安插亲信,在表面"柔顺"的假象下,实际上严厉限制刘毅势力的发展,最终迫使其谋反,并因此遭到镇压。面对北府兵武将势力的兴起与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昔日统治者的高门士族阶层企图在北府将领中寻找代理人,刘毅以其学术文化修养和名士化气质,获得了以谢混为代表的高门名士阶层的拥戴,这使得刘毅与刘裕的权力争夺,折射出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间斗争的时代特征。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