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西夏年号与改元

西夏年号作为番汉文化杂糅的产物,内涵丰富.年号命名用字多为吉祥祈福字眼,带“天”字的年号较多.西夏年号与前朝年号有一定重复.就西夏改元来看,可以分为新君即位改元和中途改元,新君即位改元存在同年改元与逾年改元并存的现象.中途改元包括重大政治事件改元、避讳改元、祈福消灾改元等.西夏前期改元频繁,自仁宗以降,改元频率变低.年...     

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

本文围绕元代畏兀儿迁居甘肃永昌之事,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历史上对永昌城位置产生误解的缘由、东迁的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高昌王、亦都护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委等诸项问题.     

南京出土的东晋温峤墓评析

温峤是东晋初年的一员武将 ,在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两次动乱的平叛中为东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本文从南京出土的温峤墓志入手 ,分析温峤的出身、起家与婚嫁 ,并进一步对温峤作了评价。     

禅门牛头宗传承法系考

兴盛于中晚唐时期的江东牛头宗是与东山法门一脉相应的禅门宗派,对这一宗派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地了解早期中国禅宗的发展历史.本文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入手,对牛头宗传承法系中所关涉的历代宗师进行系统的梳理、考证,指出被后世判为定说的早期牛头宗师间并无直接的师资传承关系;进而指出牛头宗传承法系的建立,是弘化于江东牛头山一代的牛头禅师回应同时代的东山法门一脉,并获得禅门正统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湘西民俗文化事象考

本文描述了湘西独特的生产生活、婚嫁节庆等等方面的习俗，分析这些民俗事象对湘西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影响．对于湘西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政权“各言应历数,人谓迁图新”,正统与僭伪之争成为当时鲜明的时代特征。入主中原的夷族“假中国礼乐文章”,接过传统文化的旗帜,在汉族地主的导引下,再造中华正统,使中国文化以几千年从未间断的形式发展下来。中华正统之争与再造的积极意义,即在于此。     

壬辰倭乱时期移居明朝的朝鲜流民考

朝鲜朝壬辰倭乱时期,因战争和饥荒,朝鲜流民不断涌出.其中,一些人为了生存自行越境,或投靠明军,后以同行的方式迁入中国.明军出于救济难民、便于活动、增强军力等多重考虑,大量接收朝鲜人于军营中,后来明军撤兵时带领他们迁入中国.迁入中国的朝鲜流民人数有数千人,他们主要流浪乞食或做家丁、或成为边防地区的军人,也偶尔有人从商等.其中,军人被视作有望在短期内提升身份地位的捷径.朝鲜流民虽对故国满怀乡愁,但在回国意愿方面,受入境过程的自发性与被动性、在故国有无亲人、在中国有无职业及满意度、成婚与否及有无妻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差异.     

王夫之、方以智青原之约略考

1664年湖广分省后到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前,王夫之与方以智之间发生了看似偶然的活动交集即青原之约。由于至今对它缺少详细考察,研究者评价两人时多有偏颇之处。文章跳出文学史或哲学史的单一视角,努力全面展示青原之约的真相,即表面上,青原之约的结果是1671年王、方"失约",但以青原之约与复明活动的关系来论,三藩起事后王夫之多地奔走,与南明旧臣时有往还,实际上青原之约仍在"如约"进行。它在晚年王夫之生命路向中具有重大意义。     

林鸿、张红桥事迹考

林鸿、张红桥事迹考蔡一鹏在明代文学史上，林鸿算得上是一位重要的诗人。胡应麟曾说过：“国初吴诗派日方高（启）季迪，越诗派日方刘（基）伯温，闽诗派日方林（鸿）子羽，岭南诗派日方于孙贲艹仲衍，江右诗派日方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     

细柳营事及细柳营址考

<正> 细柳营是汉文帝为防匈奴、保卫长安而设的军营之一。汉初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统治者除每年向汉朝索取岁赐粮食、布帛衣物之外,还经常入侵掠夺人口和畜产。据《汉书·匈奴传》载,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犯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甘肃镇原东南),使骑兵绕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陕西淳化县)。汉派大军把匈奴驱逐出塞,但“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甚众。”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元明戏曲中的“高丽”事象考

元明戏曲中反映了诸多高丽国的文化风物事象,如高丽毛施布、高丽席、高丽女、高丽铜以及高丽磨衲等。尽管戏曲家们眼中的高丽风物并非严格对应历史学范畴的王氏高丽时期,但这些艺术描写从一个侧面透视了古高丽与中原地区特殊的政治关系和贸易往来十分兴盛的历史影像。     

论《汉书·刑法志》所见之正统史观

本论首先概述正统史观,再以《汉书·刑法志》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班固对汉及以前之兵刑制度史的撰述,从国家政权与法同源于天、王朝嬗递与兵刑继受、国家治乱与礼刑秩序三个层面解构蕴含于《刑法志》中的正统史观与法律观念,并以宽恕历史为基点再评正统论。     

元朝延祐年间北方边将脱忽赤叛乱考——读《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

在蒙古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奥其尔(Ochir)馆长帮助下,我们对蒙古国额尔德尼召的一通元代残碑《大元赠岭北行省右丞忠愍公庙碑》做了研究,指出碑中的叛将脱忽赤就是《元史》所记延祐年间的叛王脱火赤。此次叛乱与周王(元明宗)争夺皇位的政变有关,对当时元朝岭北地区的局势有重大影响。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考

根据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铭文,"立事"意为主持事务,禀行政治权力,但《曾子立事》主要讲君子博学、笃行、忠信、事君父、敬师长之事,篇题《立事》与内容矛盾还是有更深刻的思想根源?隋唐时期,《曾子》有两个版本,一是《大戴礼记.曾子》,一是二卷本《曾子》,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题,二卷本《曾子》作《修身》,它们谁先谁后?谁真谁伪?我们借助上博简《内礼》和战国时期的立事铭文,对这些林林总总的困惑进行了检讨。     

明清江南的正统寺庙、民间信仰与政府控制

作者在分析明清两代中央政府对于佛教政策变化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江南地区以禅寺、讲寺、教寺为代表的正统寺庙的分布与变化,从而阐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政府行为在佛教控制的层面是如何展开的。进而指出,在政府意志与民间意愿相统一的前提下,政府控制行为与民间意识形态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否则二者往往处于对立状态;虽然政府行为于民间意识形态的控制十分强烈,但是民间的祠神复兴运动在政府禁毁伊始就已经开始了。     

"化"的方式: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乱里春秋"与艺术创作——藉从戏剧《李尔王》到电影《乱》的改编试论艺术创作的方式

日本导演黑泽明借用莎士比亚的戏剧<李尔王>(King Lear)拍出的电影<乱>(Ran)是一个大胆的艺术创作,我们认为,虽然评判艺术作品之美,须秉承独立精神,即把该作品置于其独立的学科门类中去考察,避免电影改编作品或其他"改编"作品陷入向不属于自身艺术特性的门类中寻求欣赏的标准的境地,但文艺创作的繁荣,却须知彼(其他艺术门类)知己(此艺术门类),摈弃门户之见,即以"乱里春秋"的艺术手法运用于艺术创作,将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根本追求,所谓艺术创作的自由与新意,才是不受限制与拘束的.而实际上,"乱里春秋"的方式,就是人类文化自身运行的方式,即"化"的方式.     

论辽代契丹的正统化运动

正统化是辽代"汉化"或"封建化"的实质,辽代历史发展贯穿着契丹统治者树立正统形象的努力.为了争得正统,赢得汉族民众的认同和归附,契丹统治者在民族血统方面将自己认定为华夏圣王的后裔;采取"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发展儒学,任用汉族知识分子;在政治军事方面不断进取中原,试图统一天下.辽代确立正统的努力有效地保证了其统治的稳固和长久.     

方孝孺正统论探析

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逻辑哲学论》的三种解释类型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是一部既复杂又晦涩的书。迄今对它的的解释主要有三种类型:正统解释、反形而上学解释和新解释。文章分别检讨了这三种解释类型,并辨别其得失,最终文章给出了一种更恰当解读的方法论上的建议:应该从《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和思想过程入手,来把握它的结构性和层次性。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的若干学术视角

“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所承担的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课题。2005年6月,该课题组的部分成员和有关专家学者在山东大学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这一课题的主旨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若干富有学术洞察力的研究视角。这次会议由王育济、刘平教授主持,15名专家在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此处发表的纪要系陈建坡、彭淑庆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同时,为了准确、到位地体现各位专家的学术特及学术个性,文本基本保持了发言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