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罚的局限性及其补正

从我国惩贪的历史中可以透视到刑罚本身有不可克服或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适用时间上的滞后性，刑罚的惩罚性，刑罚的不能自行性。提出刑罚的局限性并非否定刑罚的作用，相反提出问题的目的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补正刑罚局限的方法可从局限本身寻找。即以综合治理弥补刑罚滞后性的欠缺；坚持刑罚的必罚原则，及时原则，加强其预防犯罪的功能；提高法官素质，准确执法，罚当其罪。     

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

本文讨论了刑罚轻重的理论内涵和操作定义 ,在此基础上提出编制刑罚综合指数的构想并做了初步尝试。按照初步形成的指数表 ,刑法典中每个罪的法定刑都能按照标识其综合轻重程度的指数值 ,在整个刑罚轻重排序中找到自己确切的相对位置。这将使 4个相关领域的法律实证分析更具可操作性。     

刑罚置配的标准--兼对刑法第5条、第61条规定之解读

刑罚轻重依行为人已然罪之轻重或依行为人人身危险性来置配,历来存在争论。古典学派倡导的罪刑相当原则和近代学派主张的刑罚个别化原则各有其合理性亦有其先天不足。在应然层面,刑罚轻重的置配既要罪刑相称,也要兼顾刑罚个别化的要求,然而,从实然的层面看,我国刑法第5条之规定是否像许多学者理解的那样,既体现了罪刑相当原则又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值得进一步推敲。     

陕甘宁边区预防犯罪之启示——以刑罚目的的实现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针对此目的的实现，边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刑事立法上，围绕刑罚目的、结合实际调整刑罚体系，规定轻缓的刑罚制度；刑事司法上，坚持刑罚适用平等原则，推行刑事调解制度；刑罚执行上，尊重犯人人格，强调对犯人的感化教育，注重培养犯人的劳动技能。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如何通过完善刑罚立法、正确适用和执行刑罚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公诉分流：程序功能与刑罚目的之考察

公诉分流源起于刑事诉讼实践对司法资源紧缺的被动回应。现今，规范功能虚化、控制犯罪能力不足、实体正义缺失、自发分流尝试的期待等问题所引发的对普通程序功能局限的反思以及刑事理论、司法实践中经由非刑罚化与刑罚个别化所表征的刑罚目的转换日益凸现出来的刑罚正当性、科学性，也在不同层面上赋予了公诉分流更深刻的内涵。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刑罚功能概念论

刑罚功能的概念对于刑罚功能理论极为重要,是刑罚功能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基石。目前,对刑罚功能概念的界定纷繁多样、各不相同,而且瑕瑜互见。刑罚功能,可以被界定为:刑罚通过其公布、适用和执行在现实条件中可能产生的与其目的一致的积极的社会作用。刑罚功能与刑法功能、刑罚效益、刑罚效果和刑罚目的等概念既有显著区别又有密切联系。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刑罚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化解——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总体上存在着"当重不重""当轻不轻"的倒挂性局面.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传统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复归,它应当是新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任何刑事政策都应实践性地转化为刑法规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应当加速其刑法化的进程.以刑事政策刑法化的视角来分析,我国应尽快用修改刑法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刑罚轻重失衡的局面.     

论刑罚制度的困惑与功能性障碍

长期以来 ,刑罚制度的种种理论研究内容 ,都难以在社会现实中得到实证和检验。有必要改变研究视角 ,反思刑罚制度自身的境状。刑罚制度陷入了在技术上进步、在功能上凝滞 ,在手段与目的间难以实现价值应答 ,以及公众的信任危机等困惑之中。其原因在于刑罚制度本身具有无法摆脱的功能性障碍。     

我国行政刑罚机制的考察及完善

行政刑罚作为行政刑法所属的内容之一，应该归属于刑法的范畴，而不是行政法的范畴。在当前中国的行政刑罚中，行政违法行为与罪名设置的同步存在空挡，增设与行政违法行为相匹配的罪名实属必要；在先进行的刑事程序中法院已先行进行处罚后，行政机关不得再处类似的处罚；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甚至是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法上的制裁措施，应当可以和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等折抵。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历史分析

分析中国古代立法的指导思想,应置之于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儒家治国方略的历史维度中进行。德礼教化作为一种伦理功能,其实效性必须依赖于法律保障,否则只能是虚有其表的抽象观念。唐律以刑罚为后盾不遗余力地推行伦理教化、加强礼教的合法性与强制性,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伦理教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效用。     

刑罚变动根据与趋势的应然分析——基于刑罚轻缓化的反思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人道主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重刑结构论无法作为证明其成立的根据。刑罚轻缓化理论蕴藏三大风险：把刑罚体系性缺陷不当化约为刑罚过重,不利于刑罚体系的整体完善;轻缓化居于理论高位,造成刑罚改革理论供给不足;轻缓化思维将刑罚改革核心放在刑罚量的控制上,导致刑罚改革出现方向性偏差。刑罚变动并非出于轻缓的目的,而是取决于国家对犯罪现象控制力的强弱、社会感刑力的大小以及社会基本秩序维持的需要。在此三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从长远来看,死刑废除是大势所趋,财产刑终将逐渐消亡,自由刑和新型自由刑将在刑罚结构中占据绝对主流位置;刑罚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刑罚执行将呈现出时间灵活化、场所社会化、去隔离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论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目的

监狱刑罚执行的目的直接影响着监狱制度的制定,影响着监狱社会功能的实现。目前,我国监狱存在组织机构过于简单、人员配属不够合理、服刑人员改造效果有限等问题,这都与监狱刑罚执行目的的不明确有关,本文通过对刑罚执行目的的研究,得出我国监狱刑罚执行的目的应当是改造罪犯的结论。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比较研究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中“未成年人”的界定相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也大多相同。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之差异表现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范围不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种类有一些不同;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量刑制度不同;在个别犯罪上对未成年人设置的刑罚不同等。通过比较得出对完善我国大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启示是：调整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无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量刑制度等。     

完善罚金刑裁量原则的思考

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由于我国罚金刑裁量原则不明确,容易导致罚金执行的路径偏差。为此,本文根据罚金刑裁量概念,提出并处罚金刑裁量的一般原则:犯罪情节为尺度的罚金数额与罪刑之轻重相对应的原则;酌情考虑犯罪人缴纳能力的原则;科学计量犯罪数额的原则。     

试论刑罚功能的局限性

本文论述了刑罚功能的各种局限性 ,包括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和刑罚作用的负面性。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刑罚的性质、作用 ,克服盲目崇拜心理具有指导意义。     

越南刑法介评之二:刑罚裁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现行越南刑法典有关决定刑罚的立法内容，不仅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也与世界多数国家刑罚的立法思想趋同。学习和借鉴越南关于决定刑罚的立法优点，我国刑罚方面的立法可采取以下措施：量刑情节集中化，酌定情节法定化；改善减轻处罚的内容；修改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改善数罪并罚制度，变限制加重原则为并科原则。     

论德国传统量刑理论中刑罚预防目的的边缘化——实证性检验与事实性说明

传统量刑理论一般认为,量刑活动既应考虑报应又应考虑预防。但德国的实证性研究结论则表明:量刑实践中,刑罚的预防性需求在整个量刑活动中始终处于边缘化位置,量刑仅是一个对行为严重性相关变量进行评价的笼统性和简化性过程。造成德国刑罚预防目的边缘化的原因,既包括实践中实现特殊预防有诸多困难,也包括裁量者对一般预防的考虑明显不足。     

刑罚根据三维结构论

刑罚根据有目的根据与手段根据之分.刑罚的目的根据是且仅是效益,受刑罚的手段根据的绝对制约.刑罚的手段根据为公正和人道,其以绝对命令的形式制约着对刑罚效益的追求;在刑罚的两个手段根据之间,人道又构成对公正的绝对制约.这样,在刑罚的根据中就形成了人道、公正、效益的三维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