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差别化支持政策完善——基于民族八省区的实证分析

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企业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民族八省区的实证分析表明：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整体水平比较弱,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内部比较而言,各省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水平层次不齐,未出现能力逐年提升、差距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从企业的营运与盈利能力、创新与竞争能力、投资与融资能力来看,三项能力都比较弱,提升空间非常大。本文认为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和提升,离不开国家差别化政策的支持,然而目前国家专门针对民族地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的差别化税收政策和差别化金融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应分别采取措施加以改革和完善,以推动民族地区企业的健康和快速发展。     

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

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是新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着力点。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因此,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首先要增强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文章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析自我发展能力的框架,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对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进行了评估,认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尽管已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发展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依然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的内源性制约因素。在这一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战略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与启示——以临夏县D村为例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临夏县D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研究,认为精准扶贫的精准度不高,对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的措施较弱,精准扶贫措施效率较低。因此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提高精准度,加强提高贫困户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精准扶贫措施的效率。精准扶贫要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同时根据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调查与思考——以临夏县A村为例

精准扶贫是当前我国一项重要的扶贫战略,是解决当前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民族地区是相对贫困较为严重的区域。本文通过对甘肃省临夏县A村精准扶贫相关问题的调研,认为A村通过精准扶贫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仍有扶贫措施针对性不强、创新性不足、思维方式转变滞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放在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最优先位置,但目前民族地区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协调发展的“短板”所在,脱贫攻坚压力巨大,经济发展很不充分。因此,要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必须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做好创新的制度软环境与基础设施硬环境;经济支撑带、城市群、县乡经济各层级协调、协同发展;建立、落实绿色政策法规保障体系,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在“一带一路”统领下,加强沿边基础设施建设,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结合,构建我国沿边开放的新高地;注意发展中的公平与共享,做到经济建设共同参与,经济成果共同分享。     

武陵山区开发必须以差别化政策为支撑

<正>现阶段武陵山区开发必须把实行差别化政策作为战略突破口来抓,走出一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实施差别化政策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新路子。为什么要以差别化政策作支撑?我认为理由有三:     

从民族经济政策视角研究民族地区发展的力作——评《民族经济政策与民族地区发展》

<正>民族地区发展是贯穿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一条主线,由于受历史自然环境等条件限制,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相对较为薄弱,经济发展落后,少数民族群众收入与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民族地区如何尽快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一直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民族地区实施了多项扶持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发挥了重要作     

民族文化发展与民族地区党建特征分析——以澜沧县为例

一个群体通过感情的交流、性格的磨合、精神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等一系列文化的长期发展和慢慢积累就形成了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核心,是我党执政的文化资源。十二五规划以来,澜沧县结合民族文化内涵,抓好党建工作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研究——以教育为例

以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为研究对象,以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研究视角,首先初步分析了四川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与特殊问题.然后运用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重点分析 了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就提升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初步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     

湘西州:抓民族政策落实促社会发展

<正>2008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委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州三级民族工作会议精神,紧扣"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工作主题,着力抓好民族政策落实,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坚持和优化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

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是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保障,坚持和优化民族政策是加快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举措,根据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的客观要求,加强对民族政策的针对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实证研究——以新疆和田地区为例

教育和就业是维护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地处南疆的和田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深入了解职业教育发展状况,探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面向扶贫与振兴的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开发——以凉山州为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大国,近些年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成为“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全国扶贫工作攻坚难点地区的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各类形态的特色文化资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通过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文化资源的开发带动脱贫工作并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可行性。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等原因,生态系统脆弱、社会文化复杂多样以及文化资源本身的特点等客观因素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和当地社会的承载能力。因此在扶贫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通过开发文化资源脱贫并实现文化振兴,应当将以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效用放在首位,杜绝过度开发。     

跨界互惠与沿边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

沿边地区的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跨界互惠基于跨界边民之间的纽带关系,源于边民的内在需求,是一种跨越边界的特殊社会性表达,承载着跨越边界的人文关怀。广西河洲村边民通过互市立足沿边地区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条件等,重视“能力人”及其能力培育的自我能力建设实践,可为全国、区域乃至全球沿边地区有效治理及跨界互惠提供借鉴。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精准扶贫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大量已开发和未被开发的独特资源。旅游业已经成为了许多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龙头,是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旅游扶贫路径下是否实现了"精准扶贫",效果如何?如何提高"精准",值得研究。本文通过对湘西州近15年来在旅游资源开发下扶贫效果分析和对夯沙乡旅游发展中的旅游精准扶贫问题的研究,认为发展旅游产业是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抓手,政府必须在制度和政策制定上瞄准贫困,精准帮扶。     

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初探——以黔东南州为例

贵州黔东南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非常迅速,其民族特色非常鲜明,一般采取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同时聚集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对黔东南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我们发现,这些农民合作社在发扬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民族产品产业化经营、实现民族产品标准化生产、提高民族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合作社规模偏小、经济效益不明显、内部制度不健全、合作社之间缺乏交流合作、政府政策扶持力度较弱、融资存在困难、民族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权利主体法律意识薄弱、相关认证资质申请困难,等等。促进民族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建议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多途径、多方式对农民合作社展开扶助,加大财税金融的扶持力度,建立扶持基金,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机制,推广建立合作联社,并落实相关政策,同时帮助农民合作社建立知识产权体系。     

推进民族地区高校科学发展的思考——以吉首大学为例

本文以吉首大学为例,提出民族地区高校贯彻科学发展观,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找准自己的发展空间,在创新中求发展,在和谐中求发展。     

对内地民族地区发展“劳务经济”——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在内地人口资源丰富、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落后地区,地方政府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引导地方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积极鼓励农民外出务工。恩施州于1992年在利川县谋路乡召开全州劳务输出现场办公会,第一次把“劳务经济”作为与农业、多种经营并行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来抓,经过10多年的培育与发展,按目前统计,全州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约为44.73万人,占乡村总人口的14%,乡村劳动力资源总数的24.35%,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本文拟运用笔者2005年8月在湖北省恩施州的最新调研成果,对恩施州地区发展“劳务经济”进行系统的分析,并…     

民族文化旅游发展中家庭参与度解析——以云南泸沽湖地区为例

泸沽湖旅游区已经经历了近20年的发展,本文拟以云南片区的落水、里格、小落水的家庭走访为基础,分析摩梭族家庭在旅游参与中的状况。旅游地区的家庭经济变化除了受到当地政策的影响,同时受制于家庭自身的诸多特点,例如家庭观念、成员自身特点以及家庭成员的性别结构。得出传统型的母系氏族家庭、存在见识多文化高成员的家庭、男性成员较多的家庭在旅游参与中可能具有更多优势获益更多。